敦煌文化精神与行为艺术.docVIP

敦煌文化精神与行为艺术 ——论冯玉雷《敦煌遗书》的叙事伦理 李清霞 注：此文发表于《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长篇小说《敦煌遗书》评论小辑 冯玉雷十几年来致力于敦煌文化研究和敦煌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纪实小说《敦煌百年祭》、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等三部，共计140余万字，他先后十余次在敦煌周边实地考察和走访，无数次在莫高窟、鸣沙山流连忘返，敦煌的地图、壁画上的飞天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敦煌是他心灵的故乡，敦煌文化是他永恒的情人。 一 冯玉雷的敦煌系列长篇结构宏大，史实丰富翔实，融小说叙事与神话叙事为一体，以人类学的视野审视敦煌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艺术，其作品当属世界范围的“重述神话”的组成部分。 《敦煌百年祭》是围绕藏经洞传奇的一部单纯而紧凑的纪实体作品，作者在史料的基础上，对藏经洞的文化悲剧进行探究，指出敦煌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王圆箓是一个被历史和情势置于尴尬处境的小人物，他可能愚昧自私，但却绝不像余秋雨在《道士塔》中描绘的那样，“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事实上，王圆箓损坏了一部分敦煌壁画，使大量珍贵文物被盗卖，同时，也使那些珍贵的文物在百年间躲过重重灾难，被完整地保存在欧洲的博物馆中，供学者研究，游人观赏，最终使敦煌学成为资料丰满的国际显学。如果今人能有敦煌壁画的博大胸怀与文化包容性，恐怕就不会指责何以让道士管理佛教重地，敦煌是人类文化的“大观园”，敦煌是开放包容的，没有“敦”，何来“煌”。将敦煌藏经洞的历史旧案归罪于一个小小的道士，是历史文化的悲哀。 创作《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时，作者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他将敦煌作为“人类”的敦煌，而不是地理区划上的甘肃敦煌，人类学的视角提升了小说的文化品格，文本被雷达先生称为“文化小说”，旨在记述敦煌的博大、厚重与包容，敦煌被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意象成为叙事的核心，小说强烈的包容性导致了结构的松散、内容的驳杂、笔法的散文化和意境的诗意化，也造成普通读者阅读的障碍，冯玉雷曾解释说这部小说是“小众文学”，但在《敦煌遗书》的写作中，作者还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考虑到读者和市场的因素，因为小说不是藏经洞中的经文和文献，它需要读者。《敦煌遗书》对作者来说，是回归，也是超越，在叙事上照顾到传统小说的故事性、完整性、传奇性，在艺术表现上，融入了神话叙事的写意性、浪漫性、抒情性。 冯玉雷的敦煌文学叙事，是“后寻根”的重要文本，文化寻根是其主线。《敦煌遗书》与前两部相比，思想艺术上都有较大飞跃，赵毅衡先生认为小说是第四次敦煌书写浪潮的重要成果。【1】在叙事中，作者没有急于对斯坦因的考古发现和四次考察进行主观的价值判断，而是着力叙述斯坦因四次考察的过程与艰辛，塑造斯坦因的执着坚韧顽强的性格和严谨淡薄自持的学术精神。斯坦因热爱敦煌文化，毕生致力于敦煌学研究，为此，他辜负了两个深爱他的女子——艾伦和娇娇，他一生漂泊，居无定所，可他的灵魂和精神是自由充实饱满的，他以自己的存在诠释着生命和学术的价值与意义。敦煌是斯坦因的精神家园，敦煌遗书和苍茫寂寥的沙漠古城是他的精神支柱，他以此对抗欧洲的物质文明和工具理性。冯玉雷以他的敦煌文学叙事证明自己的个体存在。然而，人类将向何处去？诗意的栖居地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文化是包容，还是自我中心，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些具有终极意义的玄问，没有人能回答，但他们的探索却是有价值的。 斯坦因在考察过程中，陷入了一系列矛盾冲突之中，他不得不应对他不愿面对的人和事，贯穿始终的是他和文书造假者的较量，他和驼队之间因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纠葛，这种纠葛涉及文化、信仰、宗教、伦理、习俗、爱情观和价值观等，是小说最着力、最丰厚的部分。中西文化在冲突中交融整合丰富，作者也在叙述中不断成长完善，这是小说对作者来说最大的收益和成功。 透过斯坦因与文书造假者的较量过程，欧洲学术界的急功近利、掩耳盗铃等恶习昭然若揭，特别是造假者，中国官府通缉的瓦尔特竟成为欧洲的学术明星（学术超男），胖学者铁木真足不出户竟将欧洲学者和民众玩弄于股掌之上，而真正的研究者斯坦因却在欧洲学术界举步维艰，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官员们的贪婪、自私、浅薄与附庸风雅，阿古柏、元浩、周易等的残忍及其对暴力的迷恋等等，都围绕着斯坦因的四次中亚之旅，四次中亚之旅都是为了寻找敦煌遗书，小说最后以阿杜尼的自述完成了这场旷日持久、至今尚未终结的“行为艺术”。藐视科举的夸父与蒋孝琬等中国文人以颇具主体性的生命存在，表达了有良知的知识界的人文理想，中国文人只有融入民间，才能找到自我，敦煌精神在民间，在沙洲驼队中，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信念、伦理准则、处世方式、婚恋观念，他们与天地合一，他们天生具有生态意识，他们崇信万物有灵、生死轮回、灵魂不灭，他们本身就是自然的精灵，昆仑用真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