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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的论文.doc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的论文
[摘要]《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关键词]阮元;诂经精舍;《诂经精舍文集》
嘉庆五年,阮元出任浙江巡抚,随即在杭州设立诂经精舍,选拔“好古力学”之士读书其中,“日聚徒讲议”,每月课士,越二年,“简其艺之佳者,刊为《诂经精舍文集》”。《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本人“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文集》所选文章,可以大致推测阮元作为“在上者”意欲在诂经精舍开辟怎样的学风,意图引导诸生步入怎样的学术门径,与此同时,也可反观阮元之学问认同。
一
阮元督学两浙时,观察到当地“说经之士虽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所谓庸近,大概指泥于近人之学,不能往上探寻古意。其自称“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可视为脱离“庸近”的过程。阮元手定《诂经精舍文集》,不以惯常的“说经之作”为开篇,有意以“六朝经术流派论”为起首,或因六朝上接两汉下启隋唐,可引导学生摆脱“庸近”。综观《诂经精舍文集》内诸生所撰“六朝经术流派论”,旗帜鲜明,大体上围绕李延寿“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论点展开,火力集中,全力反驳李延寿的论断,认为北学胜过南学,考察诸人往复辩难之处,颇可见一时学风所向。.
阮元引导诂经精舍诸人辨析六朝经术,因其有着特殊的地位。金廷栋指出:“汉学穷经则经明,唐学疏注则注明”,六朝在其中承接上下,处“汉学已往,唐学未起”之时,因而“六朝诸儒之为功经术不少。”为功经术,大概在保存前人师说不至中断,所谓“六艺之事,固未易言,六朝之学,殆犹近于古矣。”由此既可上探古意,也能下观隋唐经术,颇能符合阮元的意思,所谓:“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由此推演,六朝之诂,去汉儒为近。不过六朝毕竟不同于两汉,在六朝之前,儒者“各守家法,必从一家之言,以名其学,所谓某氏之学,某氏弟子是也。”永嘉之后,六朝经术因承袭师说不同,分为南北迥异的流派,辨明南北孰优孰劣之后,才能寻何种路径接近、承袭。汪家禧被阮元、臧庸、许宗彦等人认作诂经精舍经术最深的学生,他的文章冠于诸文之首,可见编选者的认同,其实也颇能代表一般。他认为:“师说明,然后流派著。西晋承汉魏后,置五经博士十九人,于时师说均未亡也。厥后永嘉之乱,渐以散佚。”因而指责“十九家师传之蔑,南北均有过焉。”不过其中程度还是有所分别,他进而指出:“王氏(指王弼,笔者按)以清言衍易,故通老庄者,多遵之。《古文尚书》闻作伪于王肃,晋徐邈已为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预窃服贾说,掩其名而以臆见乱之,谅闇短丧,显悖名教,其失更甚。”此三者,南方“诸儒独信之,至贞观作《正义》,遂据以为本,三经汉学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欤!”随即指出“至信俗学之失”,“固南人所独也。”汪家禧论述的重心在于南方诸儒偏信王弼、王肃、杜预之说,遂导致《易》《书》《传》三经汉学的沦亡。可相对比的是,北方诸儒大概尚能守部分汉人师说,能排斥伪孔《古文尚书》等乱经之作。孙同元便指出:“江左儒者,当王肃之学盛行,梅赜之书初献,厌闻古训,习尚空谈,何约简之足云?岂英华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则有徐遵明讲之于前,卢景裕承之于后,恪守汉学,王《易》孔《书》,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因而认为:“以综贯百氏,该通六艺之伦,而目之为深芜,斥之为枝叶,岂非耳食之见欤?亦风会使然也。”肯定北方诸儒保存汉人师说为功劳之一。此外还能使后人据此反观南学之非,汪家禧说道:“孔颖达序礼疏,谓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则当时亦不以为非也。使诗无二刘(献之、敬和),礼无徐(遵明)熊(安生),谨守师传,以待来学,吾恐南北之从王者未必无人,即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
诂经精舍学生根据南北诸儒解经宗尚的不同,还分别了两种训诂,承汉人之学的训诂称为“真训”,承王肃等人的训诂则称为“伪诂”,汉儒经解(特别是郑玄)似成为不言而喻的权威。洪震煊解释道:“昔汉儒之经术,授受相承,渊源不隔,虽未尽合于微言,要亦自成为古训。北海郑君出,由博返约,集其大成。”徐鲲也称:“经以师训为主,学以师授为贵”。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王肃“暗造古文,私撰家语,历诬经旨,显斥郑君,致学无心得者易惑歧途”,便是伪诂,偏用伪诂,致使“伪诂炽而真训亡矣”,“伪诂炽则人创新义,真训亡则众弃旧籍。”永嘉之乱后,南学承袭王肃等人之学,解经偏信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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