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de基本特征.docVIP

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形成并立的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农区和牧区的分立和关联，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农业史的主要线索之一。 我国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大体以秦长城为分界。长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区划的复种区北界附近，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国古代两大经济区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并形成明显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 长城以南、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在这里，定居农业民族占统治地位，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粮食主要是谷物。因此，班固说“辟土殖谷为农”。中原人又因此被称为“粒食之民”。不过，班固的定义并不全面。事实上，农区每个经济单位，无论地主或农民，都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棉麻、染料、油料、蔬果、樵采捕捞，以至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就是种粮也实行多作物多品种搭配，所谓“必杂五种”。衣着原料的解决以种植业为基础。棉麻直接来源于种植业，蚕丝生产亦以桑树栽培为前提，是植物性生产与动物性生产、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结合。农桑并举或耕织结合成为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我国农区历史上存在过大规模的国营牧业和大牧主，但在广大农户中，畜牧业是作为副业存在的。主要饲养猪、禽和耕牛。它一方面利用部分农副产品（如秸秆糠粃、蔬菜的残根老叶，粮食、油料加工后的糟渣，也包括一些饲料作物）为饲料，另一方面又为农业提供畜力、肥料和部分肉食。由于食物中以植物性粮菜为主，肉类较少，农产品加工备受人们重视。如把瓜菜、果品、鱼肉、蛋类等腌制储存起来，以备缺乏时，尤其是冬季食用。尤有特色的是利用微生物发酵制作酱、豉、酒、醋等。 在长城以北，横亘着适合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条件比较差，但却是优良的牧场。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他们拥有牲畜数以万计、十万计以至百万计的庞大畜群，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畜群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的畜群以羊为主体，马占重要地位，还有被农区人视为“奇畜”的驴、骡、骆驼等。狩猎有保卫畜群和演习军事的作用，又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补充来源。游牧民族并非没有种植业，不过种植业比较很小。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唯一的衣食之源。 以往谈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时，往往一言以蔽之曰：精耕细作。但“精耕细作”一语虽然抓住了农区生产技术的主流，但却难以概括牧区的生产技术。事实上，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存在着不同的传统。以畜牧技术而言，农区畜牧业是与农业相结合、为农业服务的，较早形成了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讲究畜舍的布局与卫生，饲料的广辟与加工，喂饲的适时与适量，役使的合理与适度，又有精料集中喂饲、限制畜禽运动以快速育肥等办法，体现了集约经营的精神，也可视为精耕细作在畜牧生产中的延伸。牧区的畜牧技术则大异其趣。由于实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强调要使牲畜“遂其天性”，重视牧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游牧方式孕育了动物种内和种间杂交的成功实践。在阉割术和外科技术方面则表现了技术娴熟、方式粗朴的风格。游牧经济的特点是移动性，其对象是活的畜群，而在畜群中又总是以羊为主体；要有效地控制大规模游动的畜群，必须依靠骑术的掌握。骑术是人与马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人能利用马的善跑和灵活，产生巨大的机动能力，从而能驾驭庞大的畜群。骑术的掌握成为大规模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故尔北方草原游牧民重视对乘骑的训练，出现很有特色的“控马法”等。牧民的农耕方式也是与其游牧方式相适应的，如有的牧民“借荒”、“寄田”农区，唯于春秋前往播种和收获，自然也谈不上精耕细作了。 我国历史上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虽然在地区上分立对峙，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偏重于种植业的农区需要从牧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牧区的游牧民族种植业基础薄弱，靠天养畜，牧业的丰歉受生活条件变化影响极大，其富余的畜产品固然需要向农区输出，其不足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更需要从农区输入，遇到自然灾害时尤其如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两大经济区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互市和贡赐进行经济联系。从匈奴人到蒙古人，无不热衷于与汉区做生意。但和平的贸易并不是总能够维持的。农区统治者往往把交市作为控制、驾驭游牧民族的一种手段，从而使正常的贸易受到障碍。游牧民族多处于奴隶制或初期封建制阶段，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形成的对农区经济的依赖性，有时以对外掠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定居农业生活构成威胁。上述情况都可能导致战争。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加速了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为正常的经济交往开辟道路。因而战争又成为两大农业文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