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部长的力量.docVIP

PAGE  PAGE 5 权衡部长的力量 　　针对专项转移支付，部委要保留足够的机动权，又不能完全不受监督，二者要有一个合理的权衡。 　　现代经济由于其特殊的复杂性，往往要求中央一级政府掌握更多财权。这可能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也可能是为了公平的目标。例如税基的流动性意味着中央政府的征税效率会更高；而为了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会要求中央政府拥有更多财力。在很多西方国家，中央财政的收入占比都非常高，例如2006年，美国为57%，英国为92%。 　　财政资金的分配与政治因素密不可分。在选举制国家中，在任议员出于再次当选的压力，会积极为本州争取资源。即使是联邦政府本身，也难以避免受到选举制度的影响，在关键的选举年份，那些对候选人态度摇摆不定的州，会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在任总统希望用联邦资金来争取更多的选票。 　　当然，不是所有的议员都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真正重要的是国会委员会中的主席。一方面，各国会委员会负责相关领域的资金分配；另一方面，议员的来源会受到地方因素的影响，很难将地方因素与议员分离开。委员会主席的当选对地方来说，是一个相对不可控的因素，平均来说，一个国会委员会主席会为其来源州争取到额外10%的联邦转移支付。不同委员会主席还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例如交通委员会主席能够争取更多的高速公路项目，而银行委员会主席能够为本地金融部门提供更多机会。 　　中国的财政分配问题 　　中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也集中了大量的财政资源。除了近两年由于经济增速下滑导致流转税减少，其他年份的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基本维持在50%-55%之间。分税制改革仅对政府收入进行了改革，并未对支出责任进行调整，因此收入集权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盈余的扩大。 　　出于宏观调控和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中央财政将财政盈余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下拨给地方政府，以2012年为例，中央财政收入5.6万亿元，其中4.5万亿元直接转移给地方财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74%，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甚至远远超过地方政府的本级收入。财政转移支付是一个公共池，由本地承担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加上数额巨大，因此各地都有强烈的激励争取更多的转移支付。 　　虽然中国也有类似于美国国会委员会的机构，如全国人大财经委，但这些机构并不具体负责财政资金的分配，因此不能产生实质性影响。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分为三大类：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中税收返还是完全按照公式进行分配的，几乎不受人为因素干扰；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但在具体核算标准时存在一定的讨价还价空间，因此部分受到人为因素干扰；专项转移支付没有统一的分配标准，既有的一些标准也非常模糊，因此人为干扰较多。 　　这些资金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财政部和中央其他部委，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几乎完全是由财政部负责，而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权限则按照项目归属划归各专业部委负责。在这三类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占比较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份额较为接近，部分年份的专项转移支付占比甚至更高，例如2011年专项转移支付的金额高达1.7万亿元，占当年全部转移支付的42%。 　　部长对财政分配的影响 　　由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巨大，分配规则不确定，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最多，并且与其他转移支付相比，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权被分解到各部委，因此中国的部长与美国国会委员会主席类似，值得关注其在转移支付分配中的作用。 　　通过分析1998年-2007年间的60位正部长的性别、年龄、学历、工作经历、任期期满后的去向等信息，发现绝大多数的部长均具有本领域的专业工作经验，很少将不具备工作经验的干部跨领域提拔为部长；其次，很少有部长获得直接的政治晋升，这意味着很多的部长职位是其政治生涯的顶点。 　　部长上任是否会对其出生地的转移支付产生影响？2002年底至2003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有17个部委更换了部长，涵盖了主要的实权部门，如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等。通过比较这些新上任部长的出生地和那些在1998年-2007年一直没有部长的地级市，两者在2003年之后获得的转移支付的差异，发现两组城市在2003年之前的转移支付没有差异，说明两组城市在各方面是比较接近的；其次，两者在2003年之后发生了显著的差异，新上任部长的出生地城市相对后者来说，年均多获得了28%的转移支付，由于在2003年之前两组城市无差异，因此这28%的新增转移支付就完全是因为部长当选带来的。 　　我们进一步将部委按照其作用分为重要部委和一般部委，前者包括财政部、发改委等这样的部委，那么重要部委的部长对转移支付的影响更大，会使得出生地城市的转移支付增加130%。这种效应比美国国会委员会主席的效应大很多，说明中国的部长比美国国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