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苏富比的中国新主人.docVIP

PAGE  PAGE 8 陈东升苏富比的中国新主人 　　因为从1993年创办中国第一家拍卖行开始，陈东升和他的嘉德拍卖就成为中国艺术界最重要的力量，2016年，他以16.25亿人民币控制13.52%的股份成为苏富比单一最大股东。他的做事初衷并非财富，而是来自一个特殊时代特殊群体曾拥有的改革梦。 　　 　　下决心做拍卖 　　两年前，陈东升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动提起自己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很多人认为“92派”企业家带有原罪。在中国，“92派”指的是响应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号召，第一批下海从商的体制内年轻官员，和潘石屹、冯仑一并，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职的陈东升是其中代表。因从体制走出，他们的成功也常被认为是享受了体制的特权。 　　听到这种说法，陈东升的第一反应是不被理解，“他们根本不了解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创业的时候，我们想行贿我们哪有钱呢？那时候连行贿的概念都没有。”面对记者，他曾这样说。 　　理解那个环境需要回到25年前邓小平南巡，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表讲话，决定把精英力量从政治改革转向经济发展，大批政府机关、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到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 　　著名宏观经济学家胡释之曾对这轮下海潮评价很高，他认为这让曾经的官员从一个分配别人财富者变为创造财富者。他们了解体制，因此知道怎么通过商业手段改进体制，比起单纯因财富下海的民间商人，在财富之外，深受1980年代改革精神和国家主义影响的他们，即便在商人群体中，也拥有明显更高的志向和推动改革的动力，这都使这批企业家具有特殊意义。 　　陈东升认同这些观点，在他印象中，之所以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这些，是因为那时和今天已经是两个世界。当时整个国家很单纯，信念信仰没被市场化冲击，是传统的公有制社会，有很强价值观支撑，相当有理想主义色彩，“那个时候很强的概念就是为国家，能够促进国家改革是最大满足，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经济的概念，下海不是为发财，觉得改革开放了要做件有意义的事情。”他回忆。 　　陈东升出生在湖北天门小县城一个普通家庭，在武汉大学??读时，就被当时从美苏留学回来的教授吸引，自发周末无休，去各个著名教授家中请求辅导，那时，他好奇自己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热情，“我也不知道我的力量来自于哪里”，但显然，他的性格符合1980年代的时代选择，一种开放活跃点燃一切的大环境极易为这种性格提供能量。 　　那时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精英以把发达国家先进模式带到祖国作为奋斗动力。1983年，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陈东升选择进入体制，他的第一个职位又处于当时时代能量的最强处―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家贸易研究所发达国家研究室。 　　出国考察，为祖国去世界各先进国家寻找改革模式是那时陈东升和同期年轻人工作的重要内容。发达国家的先进模式给年轻的他们留下很深印象，陈东升用“视野开阔了”评价那段经历，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下子到了发达国家，“看到最新鲜的东西觉得很刺激”，这时就会想“我们能不能再搬到中国来”，一种天生的理想主义被这一契机点燃了。他的同辈人张文中因去美加考察看到仓储式零售受到鼓舞，回国创建物美集团。而把哈尔滨亚布力从一个滑雪场一直发展到中国最高端的企业家论坛之一，也来自于他的校友、当时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重要职位的卢建从加拿大回来受到的启发。 　　1993年，嘉德拍卖的创立正是迸发于这种激情中。那源于1980年代末，《新闻联播》最后5分钟里常能见到外国拍卖现场的画面，“一辈子都忘不了”，陈东升说。 　　电视里的拍卖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古老建筑，地方小小的，一个文质彬彬、打着领结、五十开外的长者站在高高的拍卖台上，俯视着拍卖大厅里坐着的那些雍容华贵的男男女女，指点江山。“西方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游戏是那么遥远，那么的神秘，那么的高贵，那么的刺激，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摆脱革命的国家，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那样的电视画面里的情境反差太大，相离甚远……但就是因为太强烈的对比敲开了一个年轻人超级的好奇心，一种原始的冲动埋藏在我的心里。”在他的自传，《一锤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里，陈东升如此回忆。 　　建立起他对拍卖深刻情感的还有电视里正在拍卖的那幅梵高的画，画最后被日本安田火灾保险购买，人们络绎不绝去参观。后来陈东升在台湾见到当地经济日报社社长，对方说他们做了一个梵高展览，去借过这幅画，但没借出来，因为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后，画被抵押不能外借。 　　在陈东升看来，这幅画完整演绎出的是一个世界经济变迁的神话。在他从事艺术品收藏后，这种宏大情结也常体现在他的收藏风格中。他喜欢以史为维度收藏，比起美学，更喜欢和他人讲这些艺术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他开拓了一种要把能准确反映一段历史，或能把在某段历史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收入囊中的独特收藏风格，和大部分仅仅围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