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土地关系演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的论文.docVIP

　　明清时期土地关系演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的论文 时期地主制经济下的土地关系研究为主线，通过采用具体史籍资料、数据和一定的经济计量工具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土地关系与农民社会地位、商品经济、农业生产、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关系进行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考察。分析认为：明清时期土地制度改革是该时期土地关系逐渐松解、在大多数时间内地权分配较平均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土地私有制；土地兼并；自耕农；地主阶级 　　中图分类号：f0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2-0088-05 　　 　　明清时期的地主制经济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最后形式或最完备形式，它在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笔者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其演变的内在逻辑或机理及其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诱发影响。 　　一、封建社会土地关系演变逻辑 　　地主制经济是指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包括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各类官公田地公有或国有制在内所形成的各类生产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构成的整个经济体制（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商业）［1］，主要由2个部分组成：一是土地产权，二是封建依附关系。 　　从总体来看，从秦汉至清末，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充满一系列曲折过程，与其相适应的土地关系也经历了不断变迁过程。应该说，自建立土地私有制以来，一直存在着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地主土地私有制所蕴含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之一就是土地兼并规律。地主兼并土地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而是为了将其出租给无地农民以获得地租。因此，其结果必然“导致互相对立的两极：一极是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另一极是土地经营权的高度分散” ［2］。. 　　虽然学术界对封建土地制度演变进行多学科研究，但是缺乏从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历史地对这种演变进行分析。笔者通过对地主制经济形成以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关系的研究，对导致土地关系变化的轨迹进行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梳理。应该说，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变主要有以下6个因素。 　　第一，租税徭役制度。 　　租税结构是促成??权分配高度集中的主因。租税大致可分为“田税”和“人头税”。这2种税都因土地所有权之存在而发生，其总税负变成了急骤累退的税率——每单位产量或收入所负担之总税额随土地拥有量的上升而递减。这样，在税负重而又高度累退的租税结构下，在很小一块土地上进行生产的农民每年的净所得甚至可能不足以缴税。这导致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在无法扩大其土地拥有量的情形下，只好放弃土地、举家逃亡，土地因而被荒芜；而更多的小农则把其田地献给富豪即“带产投靠”以求荫庇。对田产巨大的富豪巨室而言，其再扩充田产不仅可以享受到一定“规模经济效益”，更可以获得必要的劳动力来耕作土地。因此，累退租税结构的后果便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人民弃产逃亡或带产依托豪强—政府课税基础日益缩小—提高税率—更多农民带产投靠。 　　第二，社会阶级结构与人身依附关系。 　　地主阶级通过直接的超经济强制控制农民，使其对自己产生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当一个社会中权贵官僚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时，他们往往拥有足够的权势来兼并土地、剥削农民，造成土地分配不平均；他们也会向国家隐瞒收入、逃避赋税从而导致国家机器内部的虚弱。而广大农民尤其是自耕农处于主导地位时，其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这样整个社会的地权分配比较平均，农民阶级拥有合适的土地进行生产，并与商品市场发生密切关系。 　　第三，商业资金流向农村。 　　虽然经商收益率高于务农，但是在重农思想影响下，商人获得财富后往往把资金投向农业、购买土地。从个体方面看，商人从农民手中买到土地变为地主，加剧了地权的集中；从总体方面看，商人作为增加的土地需求者，使土地供给者议价能力提高，且其参与土地市场竞争后会削弱原有地主势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土地集中的趋势。在农业吸收过量人力、资金以及课税繁重的情况下，农业投资净收益率比其他生产部门低很多，可是商业资金仍大量涌向农村，即所谓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种现象严重违背了资源配置与其收益率成正比的规律。可以说，重农思想妨害了生产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分配，它导致买地之风盛行，促使耕地价格迅速上涨，土地投资收益率急剧下降，资源分配更不合理。 r　　第四，人口增长。 　　人地之间的数量关系伴随着朝代更迭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一般来说，新王朝建立之初大多地广人稀，人地关系宽松，旧有土地关系因战乱而被打破，地权趋向分散；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买卖兼并，地权又趋向集中。同时，人口增加，人地关系更为紧张。这样，在全国耕地扩张受到天然限制时，人口增加使得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土地市场更加活跃，在土地可自由买卖的制度下，土地分配趋向平均。 　　第五，战乱与垦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