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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汉语起源的论述的论文 最先提出汉语起源于直接拟声（象声）的学者可能是章炳麟(1868-1936，号太炎)。他在所作《国故论衡#8226;语言的缘起说》中主张：“语言不凭虚起，呼马为马，呼牛为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并找出了汉语中的许多象声词作为例证：“何以言‘鹊’？谓其音‘即足’也（按‘即足’为反切法表音）；何以言‘雀’？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鸦’？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现在大家都承认汉语中有不少象声词，“象声说”是语言起源理论之一，但象声只能指称发声的事物，范围有限，非发声事物如何指称？ 最早用例证说明汉语词字‘音近义通’现象可能是梁启超（1873—1929)。他在1921年写的《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十六，p.37，中华书局，1936) 一文中列出了许多说明‘音近义通’的例证，如声旁为‘戋’的十七个字“皆含小意”，“凡用‘dee’之一音符所表示者，总含有在下之意或含有由上而下之意。”“以上所举八十三语皆以‘m’字发音者，其所含意味，可以两原则概括之：其一，客观方面凡物体或物态之微细闇昧難察見者或竟不可察見者；其二，主觀方面生理上或心理上有觀察不明之狀態者。”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间接拟声（音义联觉）的实例。 最早提出声象表义的可能是陈澧(1810～1882)。他在《东塾读书记#8226;小学》（见陈澧，东塾读书记，三联书店，1998）一文中说：“盖天下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之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如口食酸之形，说‘苦’若口食苦之形，说‘辛’字如口食辛之形，说‘甘’字如口食甘之形，说‘咸’字如口食咸之形”。显然这些例证很牵强，有点类似西方十八世纪的‘叮咚’语言起源理论的那些想象出来的例子：“bye-bye（再见）是用双唇和舌分别挥动的口势象征着挥手再见”（见crystal， 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p.2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难以令人信服。 赵维森提出象声表意是汉语生成的基本法则：“如果说汉字的基本生成机制采取了象形表意的方法的话，那么，汉语的基本生成机制则采取了象声表意的方法。”“汉语的象声表意法可分为直接象声表意和间接象声表意两种形式。”直接象声表意法有三种情况：1.“对自然界和人事界各种声响现象的语言指称”，即“以声象声”，产生大量拟声词。2.“对人类感叹行为的语言指称”。3.“对具有声音属性的事物的语言指称”，“如‘火’之读音如野火‘呼呼’之声”，“‘金’之读音如敲击金属之声”。间接象声表意法有二种情况：1.“一般通过发音时特定的口形或气流在口腔中的不同运动方式来类比事物的运动状态，以此实现对事物的指称”。如“‘打’指强有力的动作，故发音也较用力，且声音洪亮；‘杀’的动作结果是尸首分离，发音时上下牙齿由合而分开，口形由小变大；‘聚’的运动结果是由散而合，故用嘬口的发音方式象征聚的结果…” 2.“因发音会引起嘴部和脸部肌肉的运动变化，所以，特定的发音方式往往伴随着相应的表情；而且发音方式不同，音调的风格也迥然相异。正是通过特定的发音方式与表情神态和音调风格的结合，使得事物的一些抽象属性和一些非实体性现象也能通过象声表意的方法加以把握，予以命名。这是汉语的象声表意方式最为曲尽其妙之处。如“愁”隐藏于心灵深处，人之有愁，则表情呆滞，眉头紧缩。而愁音正是发自喉头深处，且发音时表情恰如罹愁之态。“乐”意为心喜，其发音轻松且呈喜笑颜开之表情…”（见赵维森，象声表意——汉语生成的基本法则，人文，2001年10月第九十四期，香港）直接象声 原本比较明确，提出任意性的鼻祖索绪尔也未能否认，汉语生成的研讨的重点应在间接象征。此文为间接象声表意法提供的例证正如作者所述“最为曲尽其妙”，作为艺术描写可以（ 西方语言学界通常将这一类象征例入修辞类），作为语言起源的科学探讨想象因素未免太多些。例如“愁”发chou音时有罹愁之态，那么如果要解说“仇”字呢？有仇恨之态？同一发音怎能有不同之态？ 李海霞：“声象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它指声音对意义的象征作用，或云声音的象征义。在一种语言中，哪个声音（包括音素、音素组合、单音节、双音节）表示哪类意义，常有一些固定的搭配关系，这就是声象。声象来自原生词。当某个造词者把一个自认为“合适”的音同一个意义结合起来的时候，最初的声象就出现了。但这时它是个人的和偶然的。当第二个人仿拟该词造成一个意义相关的新词时，一种约定俗成的声象就诞生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有关意义归到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