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的论文.docVIP

　　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的论文 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 大约十年前,我在一篇谈到学术风气转变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氛围的变化,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风及方法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八十年代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各种求新意识和猎奇方法的尝试似乎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曾一度受到冷落的传统的朴实学风和质实方法。这种学风的逆转无疑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返璞归真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和目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这种朴学学风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也掩盖了古代文学研究在思维和方法上的局限。〔1〕 　　时隔十年,回顾新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的研究,我们可喜地看到,在坚持朴学学风的同时,寻求新变的更新意识已经由个别人的孤军奋战,逐渐开始形成一股潮流,展示出强大的生机。 　　由木斋先生的《古诗十九首》研究引发一场有关重建文学史的讨论,这个现象本身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中的意义:一方面它说明木斋先生关于十九首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方法论更新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关于重建文学史的问题已经具有相当广泛和深入的酝酿和积累。木斋研究的重要作用是以其典范性和导火索的作用,使人们对这场重建文学史的讨论增加了信任和信心,从而为这场讨论拉开了有声有色的序幕。 　　我在《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的方法论解读》一文中,从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假说思维和怀疑方法、文献考证为支撑的系统研究方法及定量分析方法等角度对木斋先生的十九首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总结。〔2〕但我认为,这些只是木斋十九首研究外显可见的部分,其内在的灵魂部分则是对古代文学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的启示:当一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就应该换个角度想问题,不是在原路上硬走下去,而是设法另辟蹊径,找到源头活水,方能柳暗花明,再获新生。.cOm这个想法是近年来我本人在对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探索中摸索得来的。所以看到木斋先生的十九首研究,立刻有深得我心之感。 　　如果说木斋先生的研究可以从十九首这个点上找到一个突破口,从而扩而大之,以点带面,为整个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的话,那么我以为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领域,或许可以从整体格局定势上去探寻一种变革机制,在清晰把握和分析当前研究所陷入的困境和原因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寻找更新替代的手段和措施。 　　 　　(一) 　　 　　从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一文和1913年他完成《宋元戏曲考》到今天,已经是百年历程了。如果说这两部论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从以往的评点式研究走向现代学术范式的转折点的话〔3〕,那么现在是否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所开创的所谓现代学术范式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是什么?百年之后,这种范式是否已经凸现出某些不足或局限?这些不足和局限是否应该由新的学术视角来取代或补充?什么是扮演这种取代或补充那些传统范式的有效视角?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同源共存的情况人所共知,但在研究的程序上,人们却仍然习惯于将其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分别研究。尽管有人从题材源流和艺术对比分析的角度进行二者的交叉研究,但也仅限于二者之间的文学观照而已。如果要把某种文学题材的源流摸清说透,眼光只落在小说戏曲两者上面显然是不够的。 　　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现代学术视角形成的标志是王国维、鲁迅、胡适三位大师相关研究成果的问世。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胡适有关几部经典小说的考证评论文章等结束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以非系统的散点关注为特征的早期研究,进入到以系统和逻辑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研究视角阶段。 　　20世纪小说戏曲研究现代视角的学术方法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宏观上看,他们从材料入手,不仅系统勾稽了中国小说史和戏曲史的主体史料,而且还系统勾勒了中国小说史和戏曲史的基本轮廓,构建了中国小说史和戏曲史的基本体制框架。《中国小说史略》、《宋元戏曲考》都是此类成就的奠基之作。从微观上看,他们把对于小说史和戏曲史的研究,建立在对相关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和艺术技法成就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到胡适的几大考证论著,为后来的古代小说戏曲的作品研究提供了精彩的典范。 　　在20世纪之前,个案的小说戏曲的作家作品研究和整体的小说史、戏曲史研究,基本上处于研究者各自为战,并且以零散的方式逐渐累积和提高相关研究的量化比重的阶段。如果以盖房子为例,他们的工作好比日积月累地为建房做好了诸多准备:找好了地点、尝试挖了几处土方、采集了一些石头瓦块、砍伐了一些木料,等等。但是,从单个房屋的构造蓝图到整个园区的规划,他们都还没有染指。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单个房屋构造蓝图和整个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