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定罪的实践样态及其核心要义——以Y市法院的实证考察为基础范例.docVIP

ADDIN CNKISM.UserStyle以刑定罪的实践样态及其核心要义* 本文为2014年度第二批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量刑反向制约定罪研究：基于司法知识社会学的考察》（1402076C）的阶段性性成果。 ——以Y市法院的实证考察为基础 周建达 内容提要：以刑定罪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但有待学理开示的一种“逆向型”的定罪思维或逻辑。田野调查发现，常规案件的以刑定罪遵循着司法裁判的“图式效应”，而疑难案件的以刑定罪则寻求着个案裁判上的“实质权衡”。罪刑关系的互动式理解和社会公众对量刑公正的热切关注，是推动以刑定罪外化于行的内外要因。疑难案件的以刑定罪并不局限于法条存在竞合或包容等场合，并且从裁判后果上看也决非只有裁判结果“趋轻型”一个维度。虽然以刑定罪带有明显的知识片段性和碎片化等???征，但透过复杂的司法迹象，仍可探知其基本要义：把定罪活动的目的直接落定在寻求处罚的妥当性上；对制定法载负的罪刑体系之合理性保持审慎的怀疑；主张体系性地理解构成要件与功能性地体认法定刑；强调法律原则的功能互济与对具体规则的精神统领。 关键词：罪刑均衡 以刑定罪 以罪定刑 图示效应 实质权衡 周建达，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浙江警察学院讲师。 一、问题是缘起 在成文法的体制框架下，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司法裁判中的定罪过程被严格地限定为一种三段论式的逻辑推导过程，即贝卡利亚所说的“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这一定罪过程的前提假设是：规范与事实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且立法者也能够在制定法中创设一个相对合理或完善的罪刑结构体系。据此，某个具体的案件经由这种三段论式的司法推理，不仅裁判所得出的罪名是确定的，就连被告人领受到的刑罚也是确定甚至唯一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高度形式理性化的司法推论过程。在此过程中，“法官仅仅是立法机关的代言人”，他们“表达和实施的是立法机关确立的明白无误的思想和命令”， 参见[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因此，他们是法律的被动的、机械的实施者。鉴于此，马克斯·韦伯曾不无忧虑地设想，未来的司法会朝着一种近似“自动售货机”式的司法模式发展——法官只要在机器的一头输入当事人的诉讼要求和诉讼费，便能在机器的另一头自动输出案件的判决。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 不过，现代司法的发展迹象却表明，刑事司法不应当并且在事实上也不可能沦为“自动售货机”。尽管如此，对于他所影射的“司法的程式化”及“裁判的格式化”趋向，我们仍需保持清醒的认识。 必须承认，传统的定罪逻辑即三段论式的司法推理，无论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严格限制，还是对法院司法裁判经济成本的节制，都是极具功效的。正因此，这种定罪逻辑不仅深刻地影响欧陆诸国的刑事司法，而且对于行进中的中国刑事法治也极具感召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当代中国的刑法学教义上，还是在时下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这种三段论式的定罪逻辑都已臻至一种“黄金法则”或“不变的真理”。由此形成的刑事司法裁判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以罪定刑”的线性过程。在这种以罪定刑的过程中，罪刑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性”特征，即罪对刑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而刑则是对罪的消极反映。按照这种逻辑，在一个具体个案的刑事裁判中，定罪准确是首要的，至于量刑公正，则被视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也就是法官们常说的“只要定罪准确了，紧随其后的刑罚裁量，无非也就是一个法定刑及其幅度的自由裁量问题。” 我在Y市法院系统做田野调查时，当问及法官们对定罪与量刑关系的理解时，许多法官常常如是说。不过，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的量刑规范化，似乎意在对此加以反拨。但是，纵观量刑规范化及其推行过程，可以发现，所谓的量刑规范化实质上是一种量刑标准的明细化过程。用Y市L县人民法院F院长的话说，量刑规范化无非也就是“把大估堆变成小估堆，把总估堆变成分估堆”的过程。而曾经在Y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该庭主要负责刑事二审案件的审理工作）工作多年后调至该院政策研究室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