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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我国历史上影响人口的文化因素的论文 　摘要：探讨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因素，应该在思想方法上排除以农耕经济为根源的先人之见以及将灾荒、战争等偶发因素视为主要驱动力的观念，应该努力从文化中去追寻原委。由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形态引发的同姓不婚、早婚早育的婚姻制度、长子继承制和养儿防老的观念等等促进了我国历史上人口的繁衍；国家的赋税制度与溺女婴的习俗则是传统社会有力的人口调节器。虽然因社会的更革，旧因素逐渐削弱，新因素不断产生，但传统生育观念仍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处理好人口与社会承载能力的关系，还应从调节社会文化结构入手。 　　关键词：人口；文化因素；文化结构 　　　　作者简介：常金仓，男，山西原平人，历史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数已近13亿，而且在这个基数上每年净增约1000万，当时的世界人口约60亿，平均每4.6人中就有一个 　另一种流行的思想认为农业经济天然具有刺激人口无限制膨胀的作用。例如今年有一篇文章说：“人口一旦与土地结成关系，就形成自然法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农业人口总无计划可言，而以‘不可逆’的方式无限制增长。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人口的无节制需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传统，又成为人口增加的观念原因。.”另一篇文章说：“农业生产和小农式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对劳动力尤其是对男劳动力的追求，便构成了我国农村妇女生育水平较高的根本原因。”甚至有人说：“生育文化的形成有其客观基础，那就是小农经济。”我国历史学界比较普遍地接受了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因而无论什么问题总想找出一个经济原因来，这个先入之见很容易掩盖其他因素的作用。其实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里，并非所有从事农耕的民族都想多生孩子，例如前面提到的南比克瓦拉人从事农耕和采集狩猎的混合经济，他们把一年分成两个时期，从10月到3月在潮湿的河谷中烧林整地，种植木薯、包谷、烟草、豆子、棉花、花生、葫芦，3月以后是旱季，他们离开定居的村落，分为几个小群队，四处流浪，寻找猎物。据报道：“南比克瓦拉人生的小孩数目不多……没有生小孩的夫妇并非罕见；只生一两个孩子似乎是相当自然平常的现象，很少在一个家族里看到超过三个小孩的情形。小孩断奶以前，其父母不准做爱，而小孩通常要到三岁的时候才断奶。母亲把小孩带在大腿旁边，用一条树皮或棉布做的宽带子绑住；如果要再多带一个婴孩的话，她便无法背篮子了。他们游走不定的生存方式，再加上物质环境的匮乏，使他们不得不异常小心，必要的时候，妇女毫不迟疑地用机械性的办法或用植物药物来引致流产。”看来决定南比克瓦拉 人主动节育的原因是他们的不常厥居而不是农耕经济。以休整土地、施肥、灌溉、锄草为表征的集约农业确实是刺激人口增长的因素，在我国历史上，集约农业是李悝为魏文侯推行尽地力之教时出现的，它本身就是人口相对过剩的结果，那么在此之前的人口剧增必然另有原因，由于战国以后 沦落下去，退出贵族行列，如《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说晋献、晋文时代的老牌贵族“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那时已“降在皂隶”。家族的实力首先就是人丁兴旺，其次才是财产、声望。贵族家族在天子叫“王族”，在诸侯叫“公族”，人们把王族、公族喻为王室、公室的枝干，如《左传·文公七年》说宋昭公欲去群公子，乐豫便阻止说：“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又如昭公三年叔向与晏婴论齐晋季世时说他的宗族原分十一族，今天惟有羊舌氏还能苟延残喘，所以“公室将卑，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 　为了使家族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古人创设了好多制度，与人口相关者首先应说到婚姻制度。三代贵族乃至整个古代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都过着以一夫多妻为主导的多妻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多地繁育子孙。文献上说天子要“备百姓”，诸侯则只能 “一娶九女”，娶妻数量在制度上的差距目的就是保证天子的家族在人口上对诸侯形成绝对优势。但是在多妻制下，妻妾争宠、嫡庶争位是难以避免的，于是他们又制定外婚制，周人叫“同姓不婚”。外婚制至少有两个优点：一是能通过联姻扩大亲属圈子获得其他家族的支持；二是避免因夫妇反目导致家族内部的自相残杀。由于妻子是从外姓娶来的，夫妇不和只要把妻子遣返娘家就天下太平，我们只要看看齐桓公与陈妫的故事便可理解这个道理。从表面上看外婚制似乎与人口增殖无关，但是考虑到它在防止家族从内部崩溃方面的作用时，它在人口上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早婚早育也是促进人口增殖的重要因素，它通过缩短相邻两代人的间隔，使新生人口提前出现在社会上。先秦时代一般人的法定成婚年龄为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