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级《要》第二讲.docVIP

PAGE  PAGE 11 第二讲 鸦片战争和近代中国社会的两个问题 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鸦片战争 以下内容参阅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 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和西方文明的中心不仅距离遥远，而且隔着高山沙漠草原海洋等一系列地理障碍。这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有很大的不同。 阴山山脉和辽河中游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内地”这一范围四周倒不是地理障碍难以逾越，根本原因不适宜农业生产。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雨热同季，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黄河中下游是先民生存和繁衍的大片农业区。后来逐渐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资源和生态环境，更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苏杭熟”或曰“湖广熟、天下足”，“东南财税”与??西北甲兵”共同构成了隋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地理障碍的阻隔，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 “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和其他地方互通有无，独特的文化受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很大。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农耕经济的产物，特征是：远鬼神近人事；黜玄想重实用。一句话就是“实用理性”。 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农耕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地中海沿岸国家特别是古希腊，人们生活在多岛的海洋型地理环境中，很早就从事海上的商贸活动。这种流动性很强的生活方式，强有力地冲破了蒙昧时代的血缘纽带，形成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 中华民族是在一块广袤的大陆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很早就过着“早出暮入，耕稼树艺”的定居农业生活。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即使从野蛮转换到文明阶段以后，也无法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 “中华文明则由于东亚地理的半封闭结构，基本上独立发生、独立完成。发生和完成的依据，不是别种文明的影响，而是自己立足的大地所提供的经济生活形态。”“只有精耕细作，才会在可耕地面积不太大的土地上养活众多人口；但正因为精耕细作，必然强化家族、亲缘的聚集，重视安定和延续，厌恶动荡和迁徙。……中国的难能可贵，在于从精耕细作出发建立了一整套精神原则；……例如务实精神、循环模式、自然节律、中庸之道、宽容胸怀、集权思维、民本意识、乐天情趣、安土倾向等等，……作为核心形态的儒家文化……，不谋求玄深体系，不标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别种文化，只以一种自然教化方式普及实实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文明的作用。”（余秋雨《千年一叹》） “在中世纪欧洲，冲击土地封建制的力量主要有三个：一是日益活跃起来的商业（注：早期活跃的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由于土地稀少与贫瘠，无以为生，就在海上从事捕鱼、海盗和在陆地经商）；二是商业化的教会鼓动起来的十字军运动（注：1096~1291年 ）；三是得益于商业发展和十字军远征的各国君主和新兴城市。……商业就像是给封建制的社会打进的一个楔子，那些低层阶级，那些受封建领主压迫而走投无路的人，开始在商业中寻找生计，……商业使欧洲人萌发了向外流动和扩张的欲望。在中世纪，这种欲望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以‘圣战’的形式，将千百万人呼出封建的土地，带到东方。……贸易穿透了欧洲封建的壁垒，打通了封地之间的道路，给欧洲的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欧洲从‘漆黑的帷幕’背后走出来。”（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 从15世纪起的二三百年的变化，是恩格斯称之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的人用舌和笔，有的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 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 李约瑟对黄仁宇说过，“在我看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为，一有都有”。（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恩格斯说，中世纪对近代欧洲的一大贡献就是产生了“民族国家”。（1455-1485年战争后建立了都铎王朝）亨利七世规定：法国西南地区出产的酒只能由英国船只输入；三年后又规定船只和海员必须是英国臣民。还规定凡建造一百吨以上的船，每吨给予五先令的津贴。英国商人组织了一些经政府特许的贸易公司，最著名的是东印度公司，它独占好望角以东的贸易。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是大商人、议会、国王、皇家海军的共同事业。英国的“重商主义”是大商人、议会、王室“三位一体”的产物，把金银货币主义、掠夺殖民地、争夺海外市场等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