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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不健康”话语透视的论文.doc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不健康”话语透视的论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不健康话语透视
不健康本是一个医学术语,但却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一个非常流行的尺度。被指为不健康的作品,其价值受到怀疑。但究竟什么是不健康呢?《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健康不像疾病,后者往往是可认识、可感知和比较容易定义的,而健康是一种有些模糊不清和难于定义的情况按医生之见,精神健康可以接近,但总达不到。对文学来说,不健康的精确内涵指什么?这往往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频频使用不健康来评定一个作品,这在某一时期曾深刻地改变与决定着文学的格局,对文学史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就需要我们从不健康的使用史表现出来的症候中去窥探它究竟是什么,以便不再盲目地以不健康来否定一部作品,从而给予文学更好的发展空间。遗憾的是,我们在对不健康的所指并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几十年来心安理得地把它作为一个价值标准强加于文学,却一直没有沉下来反思什么是不健康?凭什么说一部作品不健康?
一、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健康
较早用健康与否来作为评价文学作品标准的是徐志摩。.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发刊词中,他提出评价文艺的主要标准是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什么是不健康呢?徐志摩没有明确定义,只是列出了13个不健康的流派,即: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从徐志摩的论述看,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注重的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相对来说功利性较强,有简单化、口号化嫌疑的作品以及情感较为狂热与低沉这两个极端的作品,都是不健康的。那种有闲式的冲淡闲适、中正平和,应该说比较接近徐志摩的健康了。徐志摩讽刺革命文艺不健康,立即遭到反击,彭康在《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新月的态度底批评》中质问健康是谁的健康?彭康认为,徐志摩的观点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产阶级说话的,健康与否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认为健康的无产阶级却认为不健康,无产阶级认为不健康的资产阶级却认为健康,他说:折辱了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获得了尊严,妨害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增进了健康。彭康敏锐地指出了健康标准的阶级性,认为不能抽象地用健康、尊严来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而要从社会阶级的立场去分析作品,但从社会阶级立场分析的健康究竟又具有怎样的内涵,彭康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我们由此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健康还是不健康文学观的对阵双方,即主张社会功利性、政治性的工具论文学观与主张审美独立性、非功利性的自律论文学观之间的对垒,双方互相认为对方是不健康的。一贯主张美是距离之下情趣意象化的朱光潜,就认为只有那种不为某种直接目的服务的艺术才是健康的,其余的都是不健康的,他说:我拥护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反对压抑与摧残,无论那是在身体方面或是在精神方面。我主张每个人无牵无碍地发展他的性所固有,以求达到一种健康状态。他强调文艺有它自己独特的表现人生和怡情养性的功用,如果丢掉了这块自家园地而去替哲学、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应声虫,当然是不健康的。在这种审美独立范式之下,朱光潜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最健康,而沈从文自己也这样认为,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桃花源式的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就是健康,相反,那种呐喊与革命的紧密反映时局的作品则是为了任务,为了直接的政治目的而牺牲文艺自身的纯粹性,是口号标语式的抗战八股,是概念化的工具,离文学本身较远,因此不健康。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这种审美主义取向在革命文学看来,自然又是不健康的。上官筝《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说:一切不健康的,色情的,堕落的世纪末的思想,如螺旋菌般的牢固繁殖在我们的文坛之上。另一面则是学院派的学者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彼此筑起象牙的堡垒,在沙发上吟风弄月,漫谈风雅,哥哥妹妹,蝴蝶鸳鸯,依然是追求个人的情爱的问题,或向虚无主义中逃避,直到今日为止,这可怕的毒素仍未被彻底的清算,所以文坛之健康的要求,是至为迫切的。在革命者看来,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吟风弄月、个人情怀等就是不健康,文学需要的是英雄主义的赞歌。健康与否实际上是审美独立论与审美工具论两种文艺范式之间的争论,在各自立场上互相攻击,不健康的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中国近百年来的文艺道路一直纠缠于审美工具论与审美独立论之间。在民族危亡关头,文艺被当成启蒙、革命、救亡、建设的有力工具,梁启超早年美学观就特别强调艺术的社会变革作用,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中,把国家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小说家身上。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也要求文艺青年做一个时代社会的留声机器;李初梨把文学作为机关枪、追击炮。鲁迅、郭沫若等放弃实业救国理想而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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