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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现代设计思想与国情的论文 自从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重新定义了现代设计后，加之二十世纪初新艺术运动对于这片土地进行的耕耘，这些最终促成了德国包豪斯这颗现代设计萌芽的产生。 现代设计给了人们新的思考方式，帮助人们建立着一种新趋势下的生活方式。 但是当现代设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之后好像总是有些“跑味儿”，到底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设计？更具体来说现代设计如何为现代中国人服务？生活层面上设计如何改善我们的生活？或者回归到一个最原本的问题被设计服务的“人们”是谁？ 毕业论文 无论是约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还是包豪斯，在他们设计思想的背后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 魏玛的包豪斯是在社会主义的政府背景下诞生的，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风潮带动了包豪斯乃至现代设计思想的形成。 因此带有一些理想主义成分的社会伦理关系是设计概念得以成型的一个前提，但是毕竟工业设计品是一种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产品，因此这种思想概念越纯粹在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产业内部就越发的不适应。 从而使现代设计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调，从“为人民服务”转向了“为消费者服务”。 可能两者乍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但是在于“人民”和“消费者”当中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尺度-消费能力。如果拉斯金或者莫里斯看到今天人们的所作所为恐怕又要掀起一场新的运动吧？ “消费能力”是一条残酷的区别标准，只有为消费和负担的起的人群思考和服务。.首先便将设计师的思维局限在了“物”上，其次又把问题的判别标准定义为“购买行为”。这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和局限都是直接而“恶性”的。 “物”的局限 “经济权重” 思维局限在“物”上，就剥离了一部分设计师应有的感知能力和人文情怀。在理想主义和重视社会伦理关系为基础滋养设计思想的年代人们对于设计的定位在于改善大众的生活；如今关于重视受众，体贴用户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是真正人们研究的反而是些“形而下”的方面-“交互方式”，“设计方法”，“形态趋势”。更多的注重在可用性层面，识别层面，所说的整合把控也局限于“物”自身???不仅让人感慨，先哲们对于设计师社会责任协调社会风气的考虑逝之远矣。 诸如此类，甚至在人们看到宣传“joy design”的时候经常会发出惊异-“原来设计还可以是快乐的啊？”设计不让人人快乐，就像相声不好笑的现状一样残酷，从业者们应当为之警醒，如果说相声的问题在于媒体权重，那么设计的问题很大一部分便来自“经济权重”。 经济的发展原理其实很简单，依靠于拉动人们的消费发展，新产品层出不穷，为了让新产品能够作为消费的目标对象，媒体加紧宣传，制造商多快好省，市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设计师也被要求出场来为新产品们乔装打扮。我很欣赏王朔在于千岁寒中的论断-“时尚就是变着法儿搜兜”，高度概括直指本源，不仅“时尚”如此，整个消费市场目的所在也如是。因此在各方面强烈积极要求下，设计被直接组织到了整体经济体系当中，主要工作：促进消费，粉饰太平。 口中说着“以人为本”，“human-centered design”，可连设计师自己的工作都很不像“人”，以人为本从何谈起？同时，商业利益却几乎成为唯一的设计衡量标准这不应该是现代设计思想发展的全貌。“以人为本”，“human-centered design”这些全是对的，追求商业利益同样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们作为一名后进的“设计师”是否能像百年前的的先人一样，有那么一点儿的社会责任思考？ 社会责任思考的回归 “资本”，“根本”？ “以人为本”，汉语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内涵，就像易中天先生评点三国中说刘备的“以人为本”是“以人为资本”，而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在于“以人为根本”。追溯到拉斯金和莫里斯的时代，当时工业革命的发展让工业品大行其道，很多原本社会中间层面甚至下层公民都有机会想享受民主权利一样享受那些之前不可及的“社会产品”，通过改良工业品的设计思想，将他定位到一种促进社会伦理关系理想化的位置，用新的产品塑造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解决社会矛盾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对于那个年代设计的既定的流程。同样他的作用深远，直至战前，具有工业条件的国家公民几乎都受益于斯。回溯那个年代我们真正的看到了“以人民为根本”的设计思想。因此如果我们将设计师社会责任的思考定义在“以人为根本”，而不是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看做“资本”，也就将社会责任明确为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伦理关系，那么这种社会理想伦理关系应当怎么样被塑造，以谁作为基础呢？ 以谁为本？ 不禁要问我们应当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向来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一方面人们想到的是要平均社会资源，社会财富但是往往这类“过激”行为很难被内敛的中国社会所良性消化，历史上一次次“变法”的难产，“变动”的动荡数不胜数。 毕业论文 相比之下一种“兼爱”，“博爱”的大同思想应当是更为适用的妙方良药，在他“兼爱，博爱”的背后我们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