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方向的影响.docVIP

PAGE  PAGE 5 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方向的影响 　　摘 要：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但是随着改革推进，其阻力不断增加，实际效果有限。本文将户籍制度、公共福利等因素纳入农村劳动力迁移机制的分析框架，分析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方向的影响，指出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误区：未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平等的福利；忽略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使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协同推进。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预期效用；公共福利；农村劳动力迁移 　　一、引言 　　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56.1%。然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39.9%。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指出“今年首要任务是使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出台具体落实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的做法和政策”[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从最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在城镇落户到现在开始取消农村与非农村户口的区分，这些政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2]。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其面临的阻力也随之增大。大城市改革步履维艰，2015年北京市出台的落户政策被戏称为“史上最严门槛、门槛最高”；小城镇改革范围虽广，力度虽大，但不足以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户籍制度改革进入瓶颈期[3]。 　　户籍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政府如何科学合理的制定改革政策，消除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障碍，引导农村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已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 　　二、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 　　根据“预期效用”理论城市规模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和公共福利水平越高，迁移的预期效用越大。此外，随着城市规模扩大，集聚效应增强，人口、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压力会随之上升，为应对这些问题，大城市会相应的加强户籍限制。 　　近年来，各省市出台的落户政策大多明确提出了全面放开小城市和建制镇的落户限制，基本的落户要求是拥有合法稳定的住所。由此可见，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极大地降低了小城镇的落户门槛，进而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迁移的效用损失。但是，由于小城镇的收入水平较大城市低，户籍附带的福利较少，迁入小城市的预期效用较小，迁移效用损失的降低不足以抵消农民工放弃大城市工作的效用损失。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的迁移并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弱化大中城市的落户限制，相反，一些大城市通过积分落户的形式变相强化了这种限制。以上海市为例，其2016年积分落户的主要加分项为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创业人才等[4]。这一政策安排对整体上受教度偏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的落户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大中城市的户籍政策造成农村劳动力在就业部门和公共福利方面受到歧视，降低了他们预期收入和福利水平，使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效用损失增大，但是，由于大中城市的工资水平和不受户籍制约的公共福利水平相对较高，迁移的预期效用较大，足以抵消户籍限制对农村劳动力迁移造成的效用损失，因而，大中城市的户籍改革难以阻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入。 　　小城镇因难以吸引足够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增长缓慢，集聚效应较弱，户籍福利水平低，致使大中城市与小城镇的发展呈现出两级分化的趋势[5]。这种趋势反过来又强化了农村劳动力向大城市的流动，弱化了向小城镇的迁移。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误区 　　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遵循着“积极发展小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严格控制大城市”的方针[6]。然而，通过这种户籍制度改革来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实现国家城镇化目标并不能真正奏效。前文的分析表明：区域、城乡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了不同地域收入和公共福利差距，进而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的主要方向是大中城市。当前的户籍制度以及它所衍生的户籍福利，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正式部门和大城市的永久性迁移，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以循环流动的模式流入非正式部门。不解决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难以扭转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仅从户籍制度本身出发，忽略了不同地区、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且没有涉及户籍制度的核心障碍：户籍福利差异，其效果可想而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政府将改革户籍制度与加快城镇化进程并举，希望通过户改，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永久性迁移。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缩小地区、城市的发展水平的差距，避免更多的资源向大城市集聚。为此，政府一方面应该致力于大城市的福利体制社会化，使大城市依赖自我融资而不再依赖于政府补贴[7]；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