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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6 浅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实现这一目标，应该理清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进一步说，就是要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文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困境入手，分析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目标，提出建立实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并且在原则上划分了中央与地方事权，“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建立“权责一致”的现代责任政府。现代责任政府的责任取向即为人民、是在社会治理主导下权力与责任相匹配的政府。权责一致不仅是在量上的对等，更是在质上的匹配。 　　一、集权与分权的困境 　　中央过分集权带来诸多弊端。集权导致政治管理体制的僵化，表现为中央政府出现越位、错位等问题。同时，地方政府由于缺乏自主权，很难处理问题，难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集权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决策过程的非理性化。中央在信息不对称下，不能明确、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那么决策者可能会因为一些主观的想法做出带有随意性、片面性的决策。进一步说，过度集权是把国家的治理从法制推向人治，会滋生官僚主义。另外，中央的集权带来了更多的支出责任，中央政府的压力增大，政府的成本会增大，而管理的效率往往会下降。 　　分权同样也带来许多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以向地方放权为主，减少中央对地方的干预，被称作“简政放权”。但是，在放权的过程中，我国的地方政府行驶了超出自身职能实现的权力，承担了太多的本应该由中央承担的职责。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乏力，削弱了调节地区间财力的能力，地方政府的非正当利益行为的膨胀，区域间的差距扩大，愈发的偏离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资源配置和流向的不合理。 　　政府面临着纵向关系中的集权与分权的困境。集权与分权改革面临着难以平衡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使得地方财政状况越来越好，中央财政愈发困难。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事权不断下放、财权不断上收，导致中央财政情况好，地方政府债务缠身的局面。根本上说是集中与僵化和分散与混乱的关系转化问题。 　　目前，我国财政正向“强中央，弱地方”转型，分权就面临着新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少，且“营改增”等财政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冲击使得地方的财政收入减少，但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却增加。地方财政的混乱、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中央下放给地方权力，被地方政府层层截留。地方政府通过运用所掌握的比较大权力，开始保护性地发展本地经济，致使地方保护主义横行。 　　二、当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问题 　　1.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清晰、不科学。我国宪法仅对中央与地方职权进行了原则性的粗略划分，分税制改革的推行和《立法法》的颁布使中央与地方在事权、财权、立法权方面有了相对明确的界限，但在操作层面上，这些权限的边界并不清楚。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增多，占比增大，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却逐年缩小，至2014年，不足为地方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事权和支出责任匹配不平衡，地方严重依赖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 　　2.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运行缺乏法律的支撑。中央对地方不平等和不透明的放权。中央对地方的放权程度取决于中央态度、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官员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在实践中，地方往往就会通过讨价还价似的谈判以获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特殊照顾。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也挫伤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积极性。 　　3.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程度不高。垂直管理模式的推行，有利于促进中央政令的落实。但在垂直管理模式下，上级部门往往更强调本部门的权限和利益，导致了的部门之间“争权推责”现象。尽管目前中央与地方之间也存在不同形式的沟通渠道，但是能够参加国务院决策的都是中央垂直部门，下各种达标指标，而没有很好的反馈地方政府财力能否实现这些指标，中央与地方关系得不到及时调整。 　　4.地方政府层级过多。我国主要实行四级政府层级体制。各级政府机构层层对口，导致机构庞大。按照我国一贯的“一级政权，一级财政”的原则，政府层级设置越多，财政压力越大，也使人员的编制同样得到扩大，出现了人员冗杂的情况。 　　5.缺乏民主监督。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依赖于上级管理部门的调动，地方政府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民众负责。中央主要依靠掌握财权和人事权力管控地方。地方政府只有发展本地区经济，得到地区人民支持，从而带来升迁的好处。正因为这种政绩导向型的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