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分案审理程序研究——以关联性为主线的论文.docVIP

　　刑事案件分案审理程序研究——以关联性为主线的论文 关键词: 合并/分案/辩护权/关联性 内容提要: 为了防止不当的合并审理所可能造成的侵犯被告人辩护权现象，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合并与分案审理都作了严密周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基本上没有任何规范合并与分案审理的条款，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不当合并审理既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又会滋生以下弊端：庭审流于形式、剥夺了共同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导致了超期羁押、被告人减刑和假释权无法得到保障、影响被告人的上诉权和申诉权、侵犯了被告人的聘请辩护律师权和会见律师权。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限定刑事案件关联性的范围，明确规定分案和合并审理的各种法定情形及救济措施。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当合并审理之弊端及其透视 与当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似，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不当合并审理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审前有罪预断现象不可避免，共同被告人之间为了争取立功竞相揭发或互泼脏水而公诉人静坐一旁的情形也为数不少。另外，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在目前法院审理的大量“涉黑”案件中，不当的合并审理带来了更大的弊端：庭审流于形式，法庭辩论和质证难以发挥预期功能；导致了羁押率和超期羁押率的上升，甚至影响法院对被告人的量刑以及实际执行的刑期；侵犯了部分共同被告人聘请和会见律师的权利；影响了被告人的上诉权和申诉权，等等。分述如下： （一）庭审流于形式，法庭辩论和质证难以发挥预期功能。.对于我国目前的刑事庭审 程序，相比于1996年修订之前的原《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大量借鉴了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中的合理因素，强化了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增强了控辩之间的对抗性；对于审前程序，《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废除了原来的实体性审查规定，代之以只审查证据目录以及主要证据复印件的所谓“程序性”审查，目的旨在防止法官在审前的实体性审查中已形成心证，从而使庭审过程流于形式。立法部门对此的解释是，上述改革主要是为了通过“完善庭审方式”，确保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并且“通过双方对证据的质证”，“更准确地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和罪行轻重，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同时，这种改革也旨在纠正“先定后审”、“庭审流于形式”等现象，“更好地加强庭审，发挥控辩双方的作用。”[1] 但是，在法院合并审理的一些案件特别是“涉黑”案件中，由于这些案件中被告人人数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案卷材料上百本，为了尽快审结，合议庭往往在庭前已经作出了判决结果，庭审往往只是“走过场”。如2006年湖南娄底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刘俊勇“黑社会”团伙案件中，共有被告人98名，起诉书138页，案卷材料达205册，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共78名，审判历时10天。[2]在短短10天时间内，庭审法官能够记住全案被告人、辩护人以及诉讼代理人的姓名，并阅读完毕138页起诉书以及205册案卷材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用说按照正当的审判程序进行举证、辩论和质证了。最近，重庆市各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系列黑社会性质犯罪中，为了保证案件能够尽快审结，每个法院都放弃节假日，并不分白天与黑夜连续加班，即官方所声称的“五加二”和“白加黑”。具体而言，就是凡负责承办“涉黑”案件的法官，必须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到检察院对所有的案卷材料进行大量细致的审查，吃透案情，确保定罪与量刑准确。如有些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就是：“从早上6点半工作到晚上9点半，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一个卷宗要看上四五遍才觉得心中有底。”[3]但是，这样一来，整个庭审的举证、质证、辩论的预期功能也就难以得到有效发挥。笔者在调研武汉市检察和法院系统起诉和审理“涉黑”案件时了解到，大多情况下，上述案件在侦查阶段时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就已经召开联席会议，事前已经对案件进行了定性，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庭审过程的形式化。当然，针对上述人数众多的“涉黑”案件，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也尝试性地探索能够探索新的模式并运用高科技手段，使举证与质证过程尽可能的直观和一目了然，如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在起诉以高斌为首的“黑社会”团伙犯罪时，鉴于该案人数众多，案卷材料有30卷，庭审过程中公诉人首次使用了多媒体进行举证，在短短三小时内，将10个罪名、48笔犯罪事实、400名被害人和5000份证据举证完毕。在笔者看来，虽然多媒体这一高科技手段可以使举证直观、同步和高效，但是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却很难在短短的三个小时之内就完全了解上述控诉证据以及犯罪事实，更不用说针对性地提出辩护意见，承办法官也绝不可能在短短三个小时内就判明每个证据的真伪及其证明力。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保证办案质量，承办法官唯一的选择就只能在审前书面审理检察院的全部案卷材料，庭审也就成了对审前心证的确认过程。 （二）导致了羁押率和超期羁押率的上升，甚至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