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大学教师权利保护的反思和借鉴的论文.docVIP

　　台湾地区大学教师权利保护的反思和借鉴的论文 关键词: 申诉/特别权力关系/司法救济/双轨制 内容提要: 台湾虽然建立了大学教师权利保护的完备体系，但尚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一是申诉和诉愿衔接不当，导致救济程序复杂化；二是由于特别权力关系的影响，司法救济范围有限；三是公校和私校采用双轨制的救济模式。台湾的这些不足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大陆应该将申诉与行政复议、诉讼恰当衔接，建立大学教师系统的权利救济体系，扩大司法救济范围，并对公校和私校进行一体保护。 台湾地区在解严之前实行公教一体，将教师纳入公务人员管理体制之内，而特别权力关系观念使得教师权利保护受到极大限制，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教师权利保护制度逐渐完备，台湾教育会首采仲裁制度，受理教师与学校争议，后又建立教师申诉制度，并与诉愿和诉讼相配合，形成了完整的权利保护体系，同时在具体制度构建上一直秉持法治原则，比如教申会独立于校务会议和教评会，并受“行政程序法”约束等，可操作性极强，有效维护了大学教师权利。但是，台湾这种保护体系并非完美无缺，本文在对台湾实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大陆高校教师权利保护的现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为大学法治化建设提供借鉴。 一、叠床架屋的权利救济体系 台湾地区大学教师权利制度化的保护方式主要有三种，即申诉、诉愿和诉讼。申诉是基于教师身份而特有的救济方式，教师对教育行政机关或学校有关个人的所有措施，认为违法或不当而损害自己权益的，皆可以提出申诉，不论是行政处分还是非行政处分，不论是公法关系还是私法关系，皆应纳入申诉范围。. 大学教师的申诉分为校内申诉和“教育部”再申诉两级。诉愿针对的是行政处分行为，即行政机关就公法上具体事件所为之决定或其它公权力措施而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之单方行政行为，诉愿只有一级。诉讼分为三种，刑事诉讼自不必说，行政诉讼与诉愿一样针对行政处分，而民事诉讼则解决私法争议，在行政和民事两分的诉讼机制下，大学教师提起诉讼必须要首先区分公私法关系。 表面上，多元化的救济方式为大学教师权利保护提供了顺畅通道，但因缺乏协调和衔接，多元化反而徒增繁复，违背保护教师权益的初衷。其症结在于申诉与诉愿、诉讼的协调，“教师法”第33条规定教师不愿申诉或不服申诉、再申诉决定者，得依法提起诉讼或依诉愿法或行政诉讼法或其它法律请求救济，但实际上并未给出简洁清晰的路线图，让当事人难以选择经济有效的路径，反而复杂化了。 以大华技术学院某教师解聘案为例，该教师因为行为不检有损师道，被学校解聘后，提起申诉、再申诉，先后经学校教申会和“教育部”“中央”教申会驳回其申诉及再申诉，后针对“中央”再申诉评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驳回，[1]其后，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同样也被驳回。 [2]嗣该教师又以不服再申诉评议决定为由向“行政院”提起诉愿，未获支持后，又针对诉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二次裁定驳回， [3]提起抗告也被第二次驳回， [4]声请再审又被驳回， [5]最后又以不服两级法院的裁定为由向“司法院”提起诉愿，诉愿机关不予受理。 [6]从理论上讲，该教师的维权之路并未走到尽头，如果他愿意，依然可对“司法院”诉愿决定书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次提起诉讼，甚至可以对法院的第三次裁判再次向“司法院”提起诉愿，形成诉愿和诉讼之间的推磨游戏。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个案，特别是最后针对法院裁判向“司法院”提起的诉愿显无理由，因两级法院的裁判并非行政处分，当然不属于诉愿范畴，但在此之前的维权行为却并没有超出已有的制度框架。整理该教师的维权路径后我们发现，大学教师对来自学校的侵害，申诉、诉愿和诉讼三者的排列关系呈现以下几种方式：(1)申诉→再申诉→诉讼（行政或民事）；(2)申诉→再申诉→诉愿（“行政院”）→行政诉讼；(3)申诉→诉愿（“教育部”）→行政诉讼；(4)诉愿（“教育部”）→行政诉讼；(5)诉讼（行政或民事）。 本案中，该教师选取了前两种维权途径。两次行政诉讼的标的并不相同，前者针对“教育部”的再申诉决定，后者则是“行政院”的诉愿决定，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同一个解聘问题。导致久拖不决的原因之一在于再申诉和诉愿的衔接，虽然司法实践中，再申诉在性质上被视为诉愿。 [7]但二者并不排斥，许可对再申诉提起诉愿，徒增诉累和司法成本。如果二者只能择其一，则前三种方式就可以合为一种，即首先向学校教申会申诉，对申诉决定不服，可向“教育部”再申诉或提起诉愿，但只能择其一，且对再申诉不得提起诉愿，如果对再申诉或诉愿不服，再提起诉讼，其过程为：申诉→再申诉和诉愿择其一→诉讼（民事或行政）。 对来自主管行政机关的侵害，那么三者的排列方式为：(1)申诉（“中央”教申会）→诉愿（“行政院”）→行政诉讼；(2)申诉（“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