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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地域文化影响及早期的戏曲活动概况 地处黄河上游的兰州地区，是我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境内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约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器物的出土，便展现了远古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尤其是兰州地区出土的马家窑及半山文化彩陶，其数量之多，品位之高，造型纹饰之精美，在全国来说都属罕见。从这些出土的器物中还可以看到，除大量物质生活所需的器物之外，还有专供精神生活所需的娱乐器物，如兰州市永登县河桥乡出土七件半山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的彩陶鼓。使我们从中窥到了远古先民的艺术活动之一斑。 夏、商、周时期，兰州历属少数民族的游牧区域，也是多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影响地区。战国时期，秦昭王拓展势力范围，纳兰州一带入陇西郡。这时，产生于秦国属地的“秦地歌曲——秦声”已经出现并流传了很长一段时期。据《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于伐戎，“’令内史廖以女乐 二八遣戎王，戎王受之而悦，终年不还”。可见当时已经形成了美妙动听的秦地音乐和专门从事音乐舞蹈表演的女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随着疆域的扩张和稳固，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汉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对兰州这一地区加强了控制和经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兰州日益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和落脚重镇。据《读史方舆记要》卷六卜载:“州(指兰州)控河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岂非以介戎夏之间，居噤喉之地，河西、陇右，安危之机，常以金城为消息哉”。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兰州在沟通内地与河西、西域上发挥着一定的枢纽作用。在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输送、传播方面，发挥过显著的作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文学术的大繁荣时期。音乐、舞蹈、说唱、歌舞表演等艺术形式在交流、借鉴、融合的过程中，获得了空俞的发展。兰州以西的古西凉地区及兰州以东的古秦州地区都曾是音乐歌舞十分发达的地区。两地之间，华夏与西域之问的文化艺术交流由来以久。张蓦通西域带《摩诃》等???乐返回内地。“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凉之声”《辽史·音乐志》。东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前秦符坚在凉州发见汉族古乐“清商乐”。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符坚派兵攻占龟兹后，统帅吕光“以驼两千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而还”(《魏书》)。印度音乐、西域胡戏的传入，以“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旧唐书 音乐志》) 德“西凉乐”及唐代诸“大曲”的产生、兴盛、传播;舞蹈、讲唱、百戏、合生、傀儡戏、参军戏等表演艺术形式的风行繁衍和高度发展，为后世在综合了多种艺术形式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在故事、音乐、歌唱、舞蹈、表演、脚色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也孕育着戏曲艺术得以萌生的雏形，另外，从地域文化的影响上看，这种在东、西两地先后出现的多种艺术形式，在其频繁的交流和广泛的传播过程之中，对地处东、四之交的兰州，不可能不发生一定的影响。在这种地域文化的氛围中，各种艺术形式在传播、输送的旅途上，在兰州形成浸润、幅射，乃之于停驻、繁衍，应该说是十分可能的。 宋元时期，中央政府为加强与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贸易，在西北地区设立朴多处“榷场”。兰州作为“茶马互市”的重要“榷场”和转运站之一商品交易活动日益繁荣。城市经济地位亦迅速上升而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兴盛发展，文化艺术活动也渐趋活跃。在这一时期萌生并在后来发展起来的曲种“兰州鼓子”便是例证之一，兰州鼓子，又称“兰州鼓子词”和“兰州小曲”。据《四库全书提要载：宋安定郡王赵德麟（令筹）始创商调鼓子词，用《蝶恋花》普西厢十二首”。兰州鼓子源于宋代的鼓子词，后来发展为两种不同的演出形式；一种偏重清唱，成为兰州鼓子词；一种受眉户亦歌歌亦舞演出形式的影响，形成兰州小曲。尽管其艺术归属范畴为曲艺形式，但从兰州鼓子的曲牌、调式及结构上看：它上承唐代变文、宋词、诸宫调、元曲之余脉，下启曾遍布兰州城乡的“小曲子戏”之先河。其歌唱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小曲子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养份及编演素材。 明王朝建立之后，太祖朱元璋为“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而拟定了“封建诸王之制”。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以后,陆续将自己的儿子封分到全国各重要城邑为藩王。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75年)其庶十四子朱模以肃王就藩于甘州(今张掖)。惠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肃王府又由甘州移驻兰州。从此，兰州的政治地位也随之提高。而且，在此前后，戏曲演出活动已在兰州出现，并且有了一定的规模。其显著标志为“金天观戏台院”的创立。 金天观的修建、据肃庄王《金尺观记铭》载:“岁已卯仲夏.余自甘州抵兰邑。仰观俯察，城之西南山环三面，有仙人舞袖之形，……其墟欲作仙林，脸以为可。至庚辰(公元1400年)遂得其地。春肇其事，告成于秋”。井命名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