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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罗马法的论文 　　目次 　　一、遵命学商 　　二、幸遇胡适 　　三、弃商学法 　　四、回国执教 　　五、重执教鞭 　　六、我的期望 　　一、遵命学商 　　我于1908年5月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歌歧中村（现为溧阳市马垫乡歌歧村）。父亲是清末秀才，体弱多病，民国后在本乡小学任教。母亲略识字，敦厚朴实，勤俭持家，为乡里所称道。父母共育4男1女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三。父亲按当时的社会分工：士、农、工、商，使 　　4子各专一业。大哥学工。二哥务农。我从商。并按家庭经济情况，安排我们3人读完中学，弟弟待诸兄毕业工作后资担进大学深造。我小学毕业后，遵从父命考入深阳县城里的“乙科商业学校”。1922年我从“乙商”毕业后考入无锡的“公益工商中学”商科。 　　“公益工商中学”创办于1919年，是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和父亲荣德生为他的企业开办的职业中专。该校学制4年，分工、商两科。后开工科停办，学校改为“工商中学”。校内各科均设学监一人，又取严格的管理制度。14岁的我只身来到无锡求学。进校初期，因溧阳的教育水平远不及无锡的高，我学习基础差，无锡籍的同学都瞧不起我。我十分不服，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努力上进，学习成绩逐年不断提高，到毕业时名列全班第一。在3年级时，新来的级任老师蔡虎臣先生对我特别喜爱，常在班上表扬我聪慧、好学。.我毕业那年，荣氏企业不景气，毕业后不能进入企业就职，前途成了问题。既然就职无望，我就产生了继续上大学深、z的想法。蔡老师知道后就为我做了周到的安排：在帮我找了个小学教员职位的同时，又为我补习英文和几何，准备考大学；当时，因我大哥已毕业工作，家中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我便有了升学的可能。蔡老师竭力推荐我报考上海的 但鲁汶大学的法学学制为5年，我只有两年时间，故不能学法，只能学四年即可攻得硕士学位的政治外交专业。因此，我在商科听课两周后就书面申请转系并附上胡适校长的证明书。后经批准我便转入法学院政治外交专业学习。经过两年的刻苦努力，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及论文答辩，于1931年7月获得政治外交学硕士学位。因我的学习总成绩为优等，经申请得到了庚子赔款设在鲁汶大学的奖学金，解决了我的经济问题，使我继续深造，学习法律成为可能，以实现我立志回国后从事法学教育的愿望。 　　是年秋，我以硕士生的资格顺利插入法学院3年级，从此我便开始系统地学习罗马法。当时 好，早已回国在上海持志学院教授罗马法的路式导学长来信邀我去上海与他合作，我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碰巧， 内容是翻译比国高年级同学整理我们老师第柏里埃的上下两册讲义而成的。 　　武夷山是山区，无日机光顾，师生们的学习、生活条件都较好。大家都希望学院能继续办下去，教师们商议决定：办一个能证明我们学院实力的刊物。教务长范任（鲁汶大学哲学博士）指定我带头写一篇有关罗马法的文章。邹文海教授则写了《现代政治思想的性质及其问题》一文，其他教授也各异所长撰写论文。我论文的题目是《罗马法上几个问题的研究》以苏皖政治学院季刊》1941年7月）。文中主要针对当时国内罗马法学界：黄右昌、陈允、应时、丘汉平、陈朝壁等学者关于人格变更、罗马法诺成买卖中出卖人之义务、融通物与非融通物等问题的论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他们商榷，意图引起争鸣，把我国的罗马法研究引向深入，提高到新的水平。在战时，各学术刊物大多停刊，这一季刊的出版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显示了苏皖政治学院较高的学术水平，抵制了教育部陈立夫等人战区不准办大学的言谈，为苏皖政治学院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活力。 　　1942年春，日寇进犯浙东，武夷山已非安全之地，学院不得不准备内迁。我应邀去了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长汀物质生活比较艰苦，学校图书很少，书店更无专业书籍。我便电告徐铸在桂林选购了一批法律图书，托运来校。其中包括丘汉平先生所著《罗马法》；陈朝壁先生所著《罗马法原理》，解决了开课的问题。按当时的规定，专任教授要开3门课；系主任要求教授两门课；院长虽行政事务繁忙，也要教授一门课。我任系主任则讲授罗马法和民法总论。 　　我讲课的最大缺点是，不会讲普通话，一口溧阳乡音，过去讲课都是先印发讲义，当时长汀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上的第一课是：我们为什么要学罗马法？古代中华是泱泱大国，中华法系曾是邻邦的楷模，为何近代反跟在维新后的日本后面学习罗马法？我讲得很起劲，但我的乡音却无法使学生们完全听懂，板书也无多大帮助。恰好班上有两位由武夷山转学到厦门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袁德成（规定居加拿大）和张福平（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不幸英年早逝），在他们的帮助下解决了问题。 　　第一年，我重点讲了“占有”和“用益物权”。第二年详细讲了罗马法的各种契约，并与现代民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