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中的“架桥运动”的论文.docVIP

　　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中的“架桥运动”的论文 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中的架桥运动 一 论文联盟 　　 　　如果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划分，理论界关于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故事主要有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是比较静态分析；第二种版本是动态分析。前一种版本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经济学家卢瑟福的论述。在《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卢瑟福以五个两分法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理性与规则遵循、演进与设计、效率与改革概括了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差异。在其中一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标准技术，个人创造制度，理性行为，自发进程，个人主义，政府的有限作用；而另外一端，老制度经济学强调非正式技术，制度塑造个人，习惯和社会规范，集体选择，社会规范标准和政府发挥广泛的作用。而后一版本则散见于一些新老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把这些分散的碎片整理为这样的一段描画：新制度经济学(nie)与老制度经济学(oie)的关系史是由科斯那篇《企业的性质》的发表拉开序幕的。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试图把制度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进而使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之日起，新老制度经济学对立的主基调就已经确定。如果说1975年前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对立是一种潜在的对立的话，那么1975年当威廉姆森把传统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一些方面、经济史、产权经济学、比较体制、劳动经济学和工业组织理论等命名为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1984年当科斯代表新制度经济学阵营发表那篇向老制度经济学宣战的论文之时，两者之间潜在的对立开始表面化，反理论与非理论之争成为了两者对立最主要的表现形式。.cOm这种对立的主基调到今天也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同质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立的程度和性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狄麦基(dimaggio)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上撰文认为，不同制度主义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相异阶段的发展，即从积极分离经相互批判到目前阶段该阶段研究者对共有的解释性困境产生了相同兴趣。狄麦基的阶段划分不仅适用于不同的制度主义之间，也适用与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关系演进。而导致这种对立异质性的阶段性的力量之一，则是所谓的架桥运动在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构建对话平台、凝聚共识以实现两者某种形式的结合的自觉理论活动。 　　 　　二 　　 　　作为一场自觉运动，架桥运动虽然是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互动，但其缘起却与以研究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而闻名、并对老制度经济学抱有某些同情的学者卢瑟福极为相关。由于卢瑟福既非新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属于老制度经济学阵营，因此，他的两大阵营的局外人身份使他能更清醒、更少偏见地看到两者的优点和不足。早在经济学说史学会1989年年会上，作为论约翰康芒斯单元的组织者，卢瑟福就对新老制度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在批评了新制度经济学自称已经超越了老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后，卢瑟福强调指出：老制度经济学不应忽视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上的贡献，并呼吁新老制度经济学应该抛弃偏见，共同推动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在此，卢瑟福已经表现出了推动新老制度经济学结合的意向。 　　对于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巨大差异，卢瑟福并不否认。卢瑟福强调指出，五个两分法只是一种简单的划分，所有这些标准的二分法都是虚假和误导人的，事实上许多的社会理论家采取的恰恰是较为中庸温和的立场。卢瑟福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正如萨缪尔斯(samuels)早就指出的，认为新老制度经济学只认可五个两分法中的其中一方的观点是一种误传。他认为，一旦每一学派只承认每一对中的其中一方而忽视另外一方，那么该学派将无法得出被公认的结论。不仅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并不如误传的那样绝对，并且，新老制度经济学在自己的发展中并非没有困境。皮克特(peukert)认为。制度的经济分析面临着共同的困难。这个问题可以形式化为如何在五个两分法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困难决定了新老制度经济学只有合作、结合才能完成科斯所提出的建立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任务。 　　1995年，卢瑟福又在《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仅在探讨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文献中首次使用了架桥(build bridge)这两个词，而且通过对诺斯思想进路的刻画指出，虽然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方法论意义上的对立，但如果考察两者关系发展的最新进展，两者的差异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尖锐。两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制度与制度变迁，两者都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克服共同困难的努力，为架起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沟通桥梁提供了可能性。 　　对于这场架桥运动，老制度经济学阵营的反映较为积极主动，人们很容易听到与新制度经济学对话和融合的声音。在老制度经济学内部，支持架桥运动的老制度经济学家不在少数，比较著名的有萨缪尔斯、豪哲森(hodgson)、斯坦菲尔德(stanfield)等，并且年轻一代的老制度经济学者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