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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行政决定说明理由研究的论文 行政决定说明理由是行政程序法中的重要内容，是保障程序理性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条 件。本文首先介绍行政决定说明理由制度在英国的发展流脉，然后阐述学者围绕说明理由制度展开的论争，继而对英国行政决定说明理由的义务及其例外、说明理由制度的瑕疵及其后果、说明理由的内容和程度加以论述，以期令学界同仁能对英国行政决定说明理由制度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对我国相应的学术研究及制度建构有所启示。 一、英国行政决定说明理由制度的演进 （一）普通法传统中的缺失 在英国普通法传统中，行政机关没有必须说明理由的义务，当事人也不具备法律上的救济手段，去强制行政机关说明理由。其论述的理据在于，在普通法上法院自身并没有说明理由的义务，因此，不应科以行政机关比司法机关更高的说明理由义务。 因此，在1958年davies v. price案中，帕克（parker）法官指出：“裁判所虽然有给出书面决定的义务，但没有给出理由的义务，实际上也无需给出任何理由。”[1]在1978年cannock chase district council v. kelly案中，法院判决，地方当局依据《1957年住宅法》向承租人发布退租通知时，无需说明理由。.[2] 说明理由义务的欠缺，日渐受到质疑和谴责，有学者认为：“没有哪一个单独的因素比公共机构不负说明理由的义务更为严重地阻碍英国行政法的发展的了”。[3] （二）恳请进路的出现 在英国，某些情况下，虽然行政机关没有说明理由的义务，或者说行政机关有着决定是否说明理由的裁量权，但法院认为说明理由对公众和官员都是有益的。此时，尽管行政机关并无法定的说明义务，法院还是会“恳请”（precatory）行政机关去说明理由。 例如，1976年r. v. london (metropolis) licensing planning mittee ex parte maynard案判决称，许可委员会应“尽可能地为拒绝颁发许可证给出理由。”在1976年capital and suburban properties ltd v. se department ex parte fayed案的一审中，法官也“恳请”内务大臣对拒绝申请人申请的决定给出理由。这条进路的缺陷在于，它并非发展出相应的要求履行说明理由义务的法律方法和学说，而让说明理由更多取决于法官的裁量和良好意愿。[4] （三）趋于成为行政法的一般规则 尽管法律尚未对行政决定说明理由作出整齐划一的规定，但说明理由正趋于成为英国行政法上的一般规则。1968年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fisherises and food案被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根据1958年《农业市场法》第19条第3款的授权，农业大臣有权针对牛奶市场交易方案运营的异议，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在padfield案中，某地区希望考虑运输成本的因素而改变价格，因此它请求农业大臣就此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农业大臣拒绝了该地区的请求，且未说明理由。这引发了诉讼。法院否决了农业大臣的决定，这个案例被认为是对英国传统行政法的突破，甚至被认为构成了说明理由一般义务的基础。[5] 1998年发布的司法界组织与万灵学院报告（justice-all souls report）《行政正义：一些必要的改革》（administrative justice: some necessary reforms）中指出，应把行政决定说明理由作为一般规则。随后，英国法院在1999年stefan v. general medical council案中提到：说明理由曾被认为是规则的例外，现已成为正常标准；相反，不必说明理由的案例倒似乎成了例外。[6] （四）欧洲法的影响 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其普通法就与欧盟法存在着潜在冲突，但法院总体上上要确保欧盟法的优先适用。《罗马条约》第173条第2款规定，“违反说明理由义务构成对基本程序要求的侵害”；《欧共体条约》第190条的规定则为英国法提供了可资比较的参照系，即“由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联合通过的规则、指令和决定以及由理事会或委员会通过的此类行动，都应叙明根据的理由并指明本条约需要收集的任何建议和意见。”这些欧盟法的规定构成了对英国法院的外压。 此外，《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和第6条也涉及说明理由的要求。例如，在2002年r v. feggetter and mental health act mission ex parte ore）委员会报告认为，说明理由是法治的要求，“为我们国家对正义的认知所需”，获得决定理由是“自然正义的第三个原则”。[9]在1971年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说明理由义务应被公然认为是自然公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