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道的生涯.PDFVIP

論馮道的生涯 * ——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 陸 揚 五代政治人物中，很少能在知名度上超過馮道。他在亂世中屹立不倒的能力讓他成為許多後世人 眼裏的奇蹟，也使他的名聲為此付出了代價。自宋代起，馮道逐漸淪為士大夫筆下缺乏政治廉耻的典 型，但希望能揣摩出他成功祕訣的仰慕者也比比皆是。他是為數不多能吸引現代史家注意的五代人 物。20 世紀以來，有關馮道的討論從未間斷，其中為他翻案或甚至對他讚譽有加的也不乏其人，但大 多數仍將重心放在分析他的政治倫理上，或者依據粗略的五代史框架去做“同情之瞭解”。這中間偶 有例外，比如王賡武在 1962 年發表了《馮道：論儒家的忠君觀念》，這篇收入芮沃壽和杜希德編的著 名論文集《儒家人格》的文章1，最早對馮道的思想做較爲全面的考察，至今仍是研究馮道必須閱讀的 論述。1966 年，礪波護出版了《馮道——亂世の宰相》2，這雖是部面向日本知識大衆的歷史傳記，卻 有相當高的水準，不僅細節體現出專業史家的細緻和精確，對於馮道經歷的歷史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也 有獨到的把握。王賡武和礪波護的研究之所以能經受時間的考驗，關鍵是他們對唐五代的歷史有系統 的研究和貫通的理解。 然而在馮道的研究中，有幾個問題卻仍然未得到重視。作為一位在唐後期相對封閉的幽州環境中 成長起來的地方文士，馮道為何能進入五代的政治核心并成為這一時期精英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的 仕宦生涯的成功究竟是否如一般理解的那樣是個異數甚至奇蹟？他和當時其他政治精英有何差別？本 文的目的是要為這些問題提供一個初步的答案。解答這些問題同時也是為了思考一個更宏大的課題， 即唐後期發展起來的主流政治文化，其核心與邊緣的交集究竟在哪裏？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先 從河北特別是幽州地區自中唐以後的特定環境與士人的形態入手，看看 8 世紀後期到 10 世???初，那一 地區的文士與唐代的主流文化的關係，大致經歷了怎樣的變化過程？ 一、晚唐五代幽州的文士 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唐代中期以後河北實際呈現一種相對封閉的狀態，這種封閉並不意味著河 北的藩鎮已經終止與唐廷的互動，而是說河北藩鎮出現的種種現象更多地要從其內部的政治和體制來 理解。對這種封閉狀態的解釋歷來有兩種，一種是從陳寅恪等學者開始的，強調該區域趨於胡化而導 致和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在文化上的根本對立；另一種則是日野開三郎等從唐代軍事職業化和藩 鎮體制的角度去強調河北的特殊性。雖然以筆者個人看來，後一種觀點的論證比較綿密，陳寅恪的 “胡化說”仍享有較大的號召力。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討論唐代胡化現象時，分別舉出韓愈 * 本文屬於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晚唐五代社會文化的轉型”（項目批准號：12JJD70009）成果。 1 Wang Gungwu, “Feng T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23-145. 2 礪波護《馮道——亂世の宰相》，中央公論社，1966 年。 1 《送董召南遊河北序》，關於李益入幽州劉濟幕的記載和杜牧《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等文字，說明 當時“長安文化區域內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時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因為“河朔及其藩 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係也”3。陳寅恪的這一論斷不斷受到學界的挑戰和修 正。近年隨著新資料的湧現以及黃永年、荣新江、森部豐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唐史界對“胡化”的理 解已不再停留在陳先生時代的層次上。不過此處的重點不是要討論河北的封閉性究竟根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