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当·斯密对资本用途的分析的论文.docVIP

　　论亚当·斯密对资本用途的分析的论文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亚当·斯密专门论述了资本的各种用途。他的这方面研究，既是其有关资本认识的核心思想反映，也是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资本理论的代表性见解。在时光已流逝200多年之后，在中国正昂首阔步走向市场经济之际，重温并再度认识亚当·斯密的资本用途划分理论，对于推进现代资本理论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基础性学术意义。 一、斯密关于资本用途的划分 在1776年出版的著作中，斯密在第二篇中单辟一章讨论资本的各种用途，这足以表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斯密认为：“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①]按照斯密的解释，这四种用途中的第一种用途是指农业、矿业、渔业投资，第二种用途是指工业制造业投资，第三种用途是指批发商业投资，第四种用途是指零售商业投资。斯密不仅作出了这四种资本用途的划分，更重要的是，他从自身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考察结果出发，高度概括且明确地以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②] 不过，在此需要阐明的是，斯密所说的分有四种用途的资本均指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也就是说对生产性劳动的确认是资本存在及用途划分的前提。而什么是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与一般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是什么？这是学术界长期讨论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cOm至少在中国，关于这一问题就进行过三次大的讨论。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60年代，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第三次是在二十一世纪初也就是现在。如果说这一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仍在讨论的大事，那么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难免有偏差的，而他们提出这一问题又显得是十分可贵的。为了清楚地了解斯密划分资本的范围，这里有必要引证一下斯密本人对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划分的认识，他说：“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③]由此可见，斯密认为能将劳动物化在物上，能使物的价值增加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否则就不是生产性劳动，资本同生产性劳动的结合是资本发挥自身作用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只有同生产性劳动结合的投资才是资本，即资本不论怎样划分用途，都是同价值创造或是说物的价值增加直接有关的。 但是，在确定资本与生产性劳动结合这一资本存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重视斯密关于资本用途划分的体现他本人学术风范的两方面思想。 其一，斯密认为：“一切资本，虽都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随用途的不同而极不相同，从而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亦极不相同。”[④]在一般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中，等量资本是可获取等量利润的，而斯密却认为等量的价值增加可能使用的资本是不等量的，资本因用途不同而不是因其他方面的不同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推动生产性劳动作用，等量资本的投入可能不会产生等量的价值增加。斯密的这一思想应该说较之等量资本得等量利润的认识更为深刻，因为这不是局限于资本收益看问题，而是通过资本的使用看到了基础性产业与非基础产业之间的不同，即看到了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投资效果的根本性不同。具体说，就是资本在农业、工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这四种用途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其二，斯密认为：“这四种投资方法，有相互密切关系，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⑤]这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而不是作为商人，斯密更注重的不是资本的用途，而是各种资本用途之间的联系。如果说，斯密对资本用途强调其效果的不同，那么在资本用途之间的联系上，斯密则更强调的是各种用途的必要性即不可缺少性。这同样是与其同代人相比相当深刻的认识。斯密考察的范围是国民经济，他是站在国民经济的立场上分析研究资本的用途和资本的作用，他不仅强调了劳动的分工与协作，而且也强调了资本的用途分类及各种用途之间的统一。就此而言，这往往是现代经济学研究所忽略的一种思想，即资本的宏观整体性更重于资本的微观竞争性。 二、斯密对前人认识的超越 斯密关于资本用途划分的理论，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很深刻的，因为他不单纯是划分了资本的四种用途，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各种用途之中的基础性投资与非基础性投资的不同，资本各种用途之间的相互密切联系，每一种用途都具有必要性。历史地看，斯密的这一理论代表了十八世纪经济学研究的高度，这既不同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资本理论研究，也不同于斯密之前的经济学认识水平。斯密对资本用途的划分及其深刻认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