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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新闻写作模式的改革的论文 孙旭培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新闻报道从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报纸，广播、电视受到受众欢迎的主要原因。但是，新闻报道在形式上变化则比较小，特别是在写作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跟不上转轨的需要，也适应不了新时期的受众，极需来个变化。本文打算就此作一番探讨，主张改变平面化的报道模式，力求多侧面多层次地报道变化中的事物，使新闻报道立体化。本文不想用一种新的模式要求所有的报道，但是可以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报道，特别是那些在较大广度和深度反映某一事物的新闻、通讯、调查等，应该是如此。 绝对好、绝对坏的报道模式 打开我们的报纸，稿件似乎只需要分为两大类：表扬稿和批评稿。凡表扬某人或某事物，绝对没有半点批评；凡批评某人或某事件，绝没有一句肯定和谅解。这种绝对化的报道比比皆是。甚至一个单位三个月前受到批评时，通篇是批评和抨击；作了些改进，三个月后受到表扬，一点儿问题也不提。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成绩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是同时存在的；而我们的报道则告诉人们，事物要么是全好的，要么是全坏的，总是“合二为一”的。我们平常也讲究既报喜又报忧，但只是这个单位报喜，那个单位报忧。很少看到对同一个报道对象，既报喜又报忧。这使报道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事物总是有着或大或小的距离，使报纸在读者心目中不怎么可信（又说不清为什么不可信）。我们的不少读者批评报纸不真实、不可信、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报纸发了多少纯属于虚乌有的假新闻（那毕竟是极少的，而且总是得到揭露和纠正，因此也会得到读者的谅解），而是那些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与事物原貌有距离的新闻报道，在读者心中积淀起不可信的因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着消极作用。. 这种绝对好、绝对坏的模式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极端发展于大抓阶级斗争年代。在革命年代，对敌斗争，壁垒分明，报纸只是在划清敌我，分清大是大非上做文章，抓住对敌人要批，对自己人要赞这两条，就得了办报之要领了。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消灭了敌对阶级的社会，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对敌斗争，而是经济建设，我们报道的对象主要是人民内部的各个阶层、各个部分、各种人物，报道的内容主要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和各项改革，其复杂性远非革命年代可比。用单纯的批评或单纯的表扬来表现一个人、一项工作或一件事物，往往显得太简单化，容易出现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而且，现代受众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受众无法与之相比的。简单歌颂、简单批评的报道，已经落后于他们对事物的多维的思考，不能概括他们对于事物的多侧面、多层面的认识。 新闻报道要立体化 克服这种毛病，其办法就是使新闻报道立体化，向读者展示事物的全貌，包括其各个不同的侧面。这就要求我们在有深度地报道某一个事物时，必须打破绝对好、绝对坏的模式。当你要表扬某事物时，应写以表扬为主，却不回避缺点和不足的报道。后者哪怕只有寥寥几句，也会收到好的效果。当你批评某干部、某群众、某单位时，可写以批评为主，却又肯定某些值得肯定的成绩和长处的报道。 社会生活本来就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很难找到十全十美的事物。特别是我们现在处于改革年代，报道中的许多事物处于较快的变化之中，即使那些被视为经验的东西也只是相对的，有些还要为新做法、新经验所代替，如果极言其利，讳言其弊，就会造成被动，不利于当事者的进步，也不能使受众信服。 报道事物要立体化，报道人物也要尽可能立体化。过去有很多长篇的人物通讯、报告文学，总是搜罗一面材料，把先进人物写成闪闪发光的高大形象，使之离其本单位人们对他的认识和印象甚远，其结果给先进人物留下一大堆麻烦，甚至使他孤立。久而久之，一些先进人物不敢接受记者的采访报道。我们的报纸当然应当宣扬先进人物，大量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但也不应该回避他们的不足与此同时失误（特别是那些明显的不足与失误，在一些群众中曾引起相当的反应时）。比如，新华社有关步鑫生的连续报道就做到了这一点，报道中以恰当的方式透露了他的一些缺点、不足，报道说：“当然，赵嘉祥、沈尧诚（两位发现和扶持步鑫生的干部）从来没有把步鑫生看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他们对他的缺点、弱点也有足够的了解：他办事果断，有时不免急躁，简单；他充满自信，有时又失之主观、固执；他敢负责，有时不大乐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样写，无损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而且使他避免了因受不适当的吹捧而招致人际关系恶化的困境，使广大读者、特别是熟悉他的读者感到，报道中的步鑫生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使步鑫生清醒地看到自己进步的道路上还有要克服的缺点。 在本文付印时，新华社报道了步鑫生被免职的消息，可惜这次它未做到立体化、多侧面，只说“步鑫生在成绩、荣誉面前不能自持，骄傲自满，粗暴专横，特别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