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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盗窃数额认识中的预见可能性的论文 【摘要】在盗窃罪中，存在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数额与客观上的行为数额。当目的数额与行为数额在同一量刑档次时，以行为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基准。但是，当目的数额与行为数额相差悬殊，分属不同的量刑档次时，就要采用预见可能性客观标准来探究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据此对行为人应负的刑事责任进行修正。 【关键词】盗窃罪；盗窃数额；预见可能性 一、主观认识与实际价值——由案例引发的讨论 案例一：2003年8月7日夜间，李某等四人来到一个葡萄园摘食葡萄，并取走葡萄23.5公斤，被公安机关抓获。经调查，李某等四人摘食的葡萄系北京市某研究所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研制的科研新品种。经物价部门鉴定，23.5公斤葡萄价值11220元，而李某等人并不知道这种葡萄新品种的价值，以为是普通葡萄。 案例二：2002年，沈某在与嫖客潘某进行完卖淫行为后，在潘某离开时趁潘某不备，在拿走潘某放在床头柜上的嫖资时顺手将旁边的一只伯爵牌18k黄金石圈满天星g2链带男装手表拿走，后藏匿于其住处的灶台内。案发后，沈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一直不能准确地说出所盗手表的品牌、型号等具体特征，并认为该表只值六七百元。经价格部门鉴定，涉案手表价值人民币123879.84元。 上述两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行为人都对所盗窃的财物价值在主观上发生了与其实际价值相差悬殊的认识。.根据盗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第一个案例中，行为人对葡萄价值的认识并没有达到起刑标准，而葡萄的实际价值达到了数额巨大的区间；在第二个案例中，行为人对手表价值的认识勉强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而手表的实际价值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的区间。虽然主观认识和客观价值的偏差究竟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影响定罪量刑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是如果相差之大达到分属不同量刑档次的程度，就不能不被人们所正视了。盗窃罪在犯罪分类上属于行为数额犯，即以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大小作为犯罪构成定量标准的犯罪。在行为数额犯中，存在客观上的行为数额与主观上的目标数额。行为人主观上的目标数额反映了主观恶性的大小并通过表征客观危害程度的行为数额予以外化反映。在某些情况下，目标数额与行为数额保持一致，例如合同诈骗罪中反映在合同上的诈骗数额往往就是行为人主观上的目标数额。[1]大部分情况下，由于目标数额是主观和模糊的，与行为数额并不一致，但是基本能被同一量刑幅度所涵射，在这种情况下，以财物的实际价值作为犯罪数额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既遵守了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也做到了罪刑相当，是科学、客观和高效的。[2]还有一些情况，目标数额与行为数额不但有所差别，而且相差悬殊，即行为人的主观认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与物品的实际价值发生明显偏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仅仅基于财物的实际价值来评价盗窃行为，就难免有片面强调结果责任的“客观归罪”之嫌。[3]对于大多数犯罪而言，刑法针对不同罪质的不同层次规定了两个以上的罪刑单位，每一个罪刑单位包含着一个相应的犯罪构成。对于盗窃罪而言，就包含着“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犯罪构成，第二个和第三个层次是派生的加重犯罪构成。这种加重的犯罪构成，相对于普通的犯罪构成而言，虽然在罪质上并未独立，但仍然具有不同的罪责。[4]事实上，这种差异并不仅限于客观上的数额，还体现为一种刑事责任的大小和与其相匹配的罪过的轻重。对于行为人的刑法谴责，主观上必须基于行为人的罪过。对于行为人因为无法认识而缺乏罪过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有多少正当性可言呢？一个不失偏颇的刑法评价，必须兼顾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对盗窃行为定罪量刑数额的确定问题，也离不开对行为人犯罪构成要件的探讨。 二、盗窃数额在盗窃犯罪构成中的地位 在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体系中，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中讨论盗窃行为，并不涉及盗窃数额。因此，盗窃数额并非构成要件要素。日本刑法对盗窃数额的规定是空白的，从法律逻辑上说，即使盗窃一厘钱也构成盗窃罪。对于数额较小的盗窃行为，日本是通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来进行出罪解释。[5] 从我国盗窃罪的刑法条文看，盗窃数额既是定罪起刑标准，又是区分罪轻罪重的客观依据，因此在犯罪构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国学界，有的学者主张将盗窃数额纳入危害结果，以此作为客观方面的要素；[6]有的学者主张将盗窃数额作为类似于客观处罚条件的罪量考虑，但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有认识；[7]有的学者主张盗窃数额不但属于构成要件，而且应当成为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8]可以看到，虽然学界对盗窃数额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不同，但是对于盗窃数额是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这一结论已经基本成为共识。原因在于，在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条件的总和，因此，不但大陆法系三阶层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