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心底永远的“逸豪”.docVIP

PAGE  PAGE 11 “伍豪”心底永远的“逸豪”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看来，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1919年天津学生爱国运动期间，于1925年结为革命伴侣。 　　大革命失败后，邓颖超全身心协助周恩来从事党创秘密工作。 　　长征路上，周恩来高烧不退，邓颖超日夜守护在他身边，最终让他转危为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作为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与周恩来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随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等地进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随周恩来返延安后，尽管后来赴阜平细沟村参加土改复查工作繁忙，她仍然多次与转战陕北的周恩来书信来往。 　　建国后，邓颖超与周恩来定居在中南海西花厅。他们以“互爱、互敬、互勉、互让、互谅、互助、互学”为准则，相偕相伴中以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有时还以红叶、海棠花和书信相互慰藉。 　　“文革”时期，邓颖超全力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并和他一起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展开斗争。周恩来去世后，又按照周恩来和她1956年互相约定的诺言，将其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她生前所在的党支部，遵照她的遗嘱，用曾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将她的骨灰撒向曾撒过周恩来骨灰的江河大海中，从而使两位伟人的恩爱之情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存！ 　　至今，这两位革命者之间的完美姻缘为世人传颂。 　　“觉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年10月10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8周年的纪念会。会后游行，邓颖超、张若名等觉悟社女社员带领女学生和童子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持“中华万岁”、“热心爱国”等各色小旗高喊着口号。尽管11人被殴伤，大家没有屈服，在周恩来等的带领下冲向警察厅。这时，大家推周恩来、李毅韬等4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问。 　　10月13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4天，《停课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的。从17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在这20多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 　　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25日，天津学生1000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也越来越险恶。周恩来认为觉悟社的活动必须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 　　12月10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10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10多辆卡车日货。 　　第二天，觉悟社社员在社友李愚如家里聚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总结了觉悟社成立以来的工作，认为社员都具有奋斗的精神，但缺乏统一的目标和持久的精神。为更好地发挥作用，主持人周恩来提出一个新鲜有趣的建议：“我们已经决定献身于革新中国的事业，前途少不了危险艰难。用各人的真姓名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难免不受鹰犬注意。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抓签决定自己的数字。” 　　邓颖超、郭隆真和张若名用白纸条写好50个号码，卷成小纸卷，放在一个铜盘里。大家笑着，嚷着，去取纸卷。 　　“1号，1号”，邓颖超高声叫：“我抓的是1号。”周恩来抓到5号，他笑说：“我可用‘伍豪’这个代号。”这时，头脑灵敏的邓颖超马上说：“我是1号，可用‘逸豪’这个代号。” 　　这样，郭隆真抽到13号，代号“石珊”。马骏抽到29号，代号“念九”，刘清扬抽到25号，代号“念吾”。谌志笃抽到50?，代号“武陵”。张若名抽到36号，代号“衫陆”。张嗣婧抽到37号，代号“衫弃”。李毅韬抽到43号，代号“峙山”。谌小岑抽到41号，代号“施以”…… 　　一时，满屋“1号”、“5号”、“13”、“50”等嚷成一片。大家觉得自己陡然采取了一个非常革命的行动，连姓名都废止了，十分兴奋。周恩来沉稳地说：“名字本来就是个符号，不必看重。重要的是看我们大家今后的实际行动。”会上决定抓紧出版《觉悟》杂志，杂志上发表文章，一律用代号；杂志由周恩来负责编辑。 　　1920年1月20日，《觉悟》创刊号正式出版。大32开本，100余页，近10万字，颇引人注目的是封面右上角紧挨“觉悟”刊名处画有一个五角星，象征着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 　　这期刊物，集中发表了周恩来3篇文章，即《的宣言》《觉悟》《有什么分别？》和他的5首白话诗，即《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四次游园山公园》以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