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升级为时尚早.docVIP

PAGE  PAGE 5 中国产业升级为时尚早 　　从2008年年初开始,中国的广东省就带头调整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是随后而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得华南地区大批出口加工型企业关门停产。2009年春节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特别派出了调查分队对几个农民工输出大省调研,推算出两千万农民工失业。调整提高最低工资也就鲜有媒体提及。2010年春节前后,形势出现“大逆转”,很多华南地区的工厂接了单,重开了厂,但是却雇不到人,于是“劳工荒”又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调整提高最低工资又重新被提起,一直到今年6月,富士康、本田最终以加薪暂时解决了各自的问题后,“加薪”就成了“万能药”、“万金油”,谁用谁好使。 　　6月初,中国发改委开会,表示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随后有14个沿海省市调高了最低工资,平均幅度在10%以上,有的省份调整幅度超过了20%,很多从7月1日就开始施行。 　　为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找“合理”理由的大有人在,支持的人大都认为“‘刘易斯拐点’来到,加薪顺理成章;更重要的是,加薪可以‘倒推’产业升级,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整体收入从而扩大内需。” 　　这个逻辑很荒谬。 　　 　　人为加薪不会“倒推”产业升级 　　 　　在自由竞争市场,工资由什么决定?是政府官员一拍脑门子就给个数么?肯定不是。是老板想怎么剥削就怎么剥削?也不是。虽然就整个中国而言,垄断和政府调控的企业常见,但单以华南制造业来说,竞争是自由和激烈的。在这个自由竞争市场中,工人的工资是由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 　　既然是这样,加薪不加薪就应该由市场调节,政府立法加薪是好心办坏事。如果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不提高,人为加薪的结果就是这些边际生产力达不到工资水平的工人失业,工厂关门而不是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和加薪谁因谁果,谁先谁后,不能凭空想象。 　　 　　产业升级不适合中国现状 　　 　　一说到产业升级,大家想到的就是引入高科技,做高劳动力附加值产品和行业,做名牌。但是什么是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基本上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或营运资本,很多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也不一定盈利。例如做名牌,所需的推广和维持品牌的成本远高于一般人的想象。即便是名牌老大LVMH的2009净营运利润率(net operating margin) 也不过是11.6%,而Hermes是15.8%,比中国的制造业高一些。但这都是百年老店,经历磨难,淘汰了万千对手,才有今天的成就。如果计算打造品牌的成本,那就更没有什么钱可以赚了。半导体被认为是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但它的竞争更是激烈,连年亏损并不少见。同样被认为是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的科技类消费产品,也不见得很好,比如索尼的净营运利润率只有0.18%。 　　中小企业需要资金扩大生产或者引进技术是对的,但是首先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钱从哪里来?从银行贷款,要不就要抵押,要不就要担保,中小企业厂房是租来的,怎么抵押?又不能像大企业那样互相担保。到地下钱庄贷款,利息要20%,小企业怎么负担?相反,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这对“夫妻”钱都是共有的,放在哪个兜里不是花啊。国企钱多得花不完,私营小企业贷点儿款特别难,这就是中国企业生存的现状。 　　现有情况下,如果政府非要搞产业升级,做高劳动力附加值产品,做资本密集型产业,那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要发展什么行业就给什么行业拨款,这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还会滋养“权利寻租”的土壤。让最熟悉市场的人做决定才是正确的选择,而离市场最近、最熟悉市场的人,就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另外,企业引进技术,就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来运用技术生产,但是目前中国农民工基本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要想组织培训,提高素质,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而且培训还是需要资金,企业解决起来不容易。 　　 　　所谓“劳工荒” 　　 　　还有人认为加薪是必然趋势,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人口红利,年轻农村劳动力人数在不断减少。 　　的确,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是在老龄化,45.7%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年龄在41岁以上,而年龄在15-24岁的年轻农村劳动力的增长放缓。但即使年轻农村劳动力的增长在放缓,总体供给数量还是要高于十年前。 　　而且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一点儿都不缺少农村劳动力。从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来看,中国有大约5.3亿的农村劳动力,其中有70.8%从事第一产业,而贡献的GDP只占总GDP的11%,这也就决定了农村人口收入只是城市人口收入的三分之一。24%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半数以上是从事第二产业。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金融运行报告》,2009年外出务工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1,714元,而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1,080元。 　　劳动力为什么都“窝”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