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是个边缘人.docVIP

PAGE  PAGE 9 他始终是个边缘人 　　小说特色：理论影响显而易见 　　澳大利亚华裔小说家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中文名高博文）出生于1950年，父亲是葡萄牙人，从祖上开始就来上海创业，母亲是中英混血儿。卡斯特罗从小在香港长大，会说广东话、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迄今为止，他一共创作小说八部、文学评论一部。阅读卡斯特罗的小说，读者会有一种印象，那就是当今西方流行的文学理论代表人物一个个犹如过客，匆匆出现在他的小说当中。如法国文论家罗兰?巴特出现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候鸟》（Birds of Passage,1983）之中，同样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大师路易?斯特劳斯及其代表作《结构主义人类学》出现在《波莫罗伊》（Pomeroy,1990）里，德国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成为其小说《追踪中国》（After China，1992）中两个主人公的阅读对象，弗洛伊德及其“狼人”故事则成为小说《双狼》（Doubl Wolf,1991）的基本来源，还有福柯、阿尔都塞、阿多尔诺，等等。在他的小说中，作品的主人公或直接或间接地谈论这些理论家并公开讨论他们的理论观点。有澳大利亚评论家（Karen Barker）认为，在卡斯特罗的小说创作中，“理论往往包含在叙述之中，并且不断地在情节和主题上，而不是在对话上产生作用” 。 　　叙说离不开故事，而故事中如果穿插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及代表人物，大众是否能够接受？不少澳大利亚评论家就曾对此提出诟病。如艾伦?古尔德（Alan Gould）认为，《候鸟》的结构和人物都缺乏说服力，格雷厄姆?伯恩斯（Grham Burns）认为，《候鸟》中西默斯?欧阳和罗兰?巴特的偶逢纯属机会主义，是对小说的越权。不过，伯恩斯似乎也意识到了卡斯特罗的创作意图，因而又指出：“《候鸟》肆意渗透到批评理论之中，目的是为了应对他们的文化身份所面临的挑战。” 　　挑战传统的文化身份 　　挑战传统的文化身份是卡斯特罗文学创作的一个关注焦点。对拥有多种血统的卡斯特罗来说，身份的追求是一个永远讲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又是永远也无法回避的事实。他想摆脱传统的身份束缚，以实现真正的自我。而实现自我的手段之一就是打破传统，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力。他之所以对理论感兴趣，就是因为理论容易建立权威，而小说家则可以随心所欲，甚至玩弄理论，两相结合，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理论犹如烟火，在自身的烟火爆发中消散，因为理论具有思辩性，正如任何写作计划都有思辩性一样。然而，理论也可以借用其权威来分解一种权威体系，这一点小说就做不到”。卡斯特罗认为小说和理论都具有同样的颠覆功能，只不过小说的颠覆功能强于理论，因为它避开了理论中难免出现的权力主义。他的区别基础在于理论离不开实践，而小说离不开游戏。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理论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它永远离不开实践，而且永远出现在它所呈现或批判的现实当中。正因为它摆脱不了彼时彼地的社会历史现实，所以它才能再现，而不是颠覆权力结构。反过来，小说的世界就不是真正的世界，是虚构的世界。不过卡斯特罗的小说并没有离开过现实。 　　在《候鸟》中，法国著名文论家罗兰?巴特短暂露面。当时，小说的主人公西默斯?欧阳乘火车去伦敦，途中遇见一个法国人，自称为罗兰?巴特。罗兰?巴特神情抑郁地看着窗外，说他乘错车厢了，然后匆匆下车。熟悉文学理论的人都知道，罗兰?巴特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1980年被一辆洗衣店的运货车撞死。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又常被人们比喻成火车，形容符号和系统，或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而他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恰似小说中他对车厢的变更，同时也喻指其著名口号“作者的死亡”。对作者、权威和身份的质疑贯穿着《候鸟》及卡斯特罗的其它小说。在《追踪中国》中，女作家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就是她借来的故事，现在这些故事又回到了主人公，也就是原来的作者、现在的读者那儿。在《随波逐流》（Drift,1994）中，主人公拜伦?雪莱?约翰逊的原型就是英国作家B. S. 约翰逊。卡斯特罗之所以安排作者一个个死亡，就是因为作者的死亡也就是权威的死亡。在英语里，作者（author）和权威（authority）同出一源，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向传统的权威提出挑战。 　　讲现代派故事 提后现代问题 　　卡斯特罗的创作被人称之为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创作，因为他的作品延续了现代派创作的特点。卡斯特罗曾坦言，澳大利亚作家中惟一使他感兴趣的就是现代派作家帕特里克?怀特――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级作家，其他则是欧美现代派作家，如普鲁斯特、卡夫卡、贝克特、昆德拉、纳博科夫等。这些作家跟卡斯特罗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之中许多都是流亡作家，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根作家。卡斯特罗之所以觉得与这些作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