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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7 传媒如何主导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98年，国际排球联合会为了增加电视转播的可看性，推出一项新规定，禁止各国女排在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上穿着传统的宽松式球衣，而必须改穿紧身短裤和紧身连体运动服。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那样因大众媒介的传播需要而改变和创造游戏规则的事例有很多。在笛卡儿感喟“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一定无法想象，在今天的世界里，多半已经变成了“我被传播故我在”。很多时候，那些进入大众媒介视野再进入公众视野的社会事件，并不完全藉于其重要程度，只不过它们更适宜于被大众媒介传播罢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要想在大众传媒每日有限的焦点内获得足够关注，也不得不依照其传播特性来进行“表演”。 　　 　　一 　　 　　传统上，我们很容易将各种传播媒介单纯地视为社会生活的中介，它们为我们所用，帮助我们认识周遭世界，并建立起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然而，大卫?阿什德却通过另一个视角，展现传播媒介作为社会控制机制，如何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尤其是作为民主社会核心理念的自由和正义所产生的影响，从而纠正长期来我们对大众媒介的一般理解。 　　在大卫?阿什德眼中，要理解传播与文化变迁的关系，首先要对传播生态做出界定，也就是说，传媒不单是一种技术中介，一种组织形式，它们更是通过传播过程与特定的社会情境互动。传播生态包含了三个维度的概念，一是信息技术，二是传播范式，三是社会行为。在这个情境下，传播生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果，任何一个维度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其他两个维度。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随社会进步而发展，又因传播范式的目标得以运用，两者的结合则为社会行为提供基本的意义模式，最终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而对社会秩序产生或直接或潜在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社会行为和随之建立的社会秩序，至少部分地受到上述传播生态的控制。一个让我们记忆犹新的个案是，2000年7月的一天，台湾嘉义县八掌溪山洪突然暴发，正在溪中工作的4名工人被骤然上涨的山洪围困。在工地主任向嘉义消防局报案的同时，台湾多家电视媒体也得到消息赶赴现场进行直播。由于“国军救援与搜索中心”与“空警队”相互推诿，致使4名工人在溪水中挣扎两小时，终因体力不支，在众目睽睽之下相继被洪水冲走。台湾民众通过电视直播目睹这一惨剧发生的全过程，社会反应极其强烈，当局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在很短时间内惩处了13名相关官员。试想，若没有电视的参与，这个惨烈事件所激起的民愤是否还会如此感性和直接？当局的惩处是否还会如此迅捷？ 　　然而，有关传播生态与社会秩序的讨论更多是批评性的。大卫?阿什德用1992年12月美军入侵索马里的“重建希望行动”试图说明传播生态如何影响到一场战争。在美国国防部新闻发布机构的预先安排下，几十名记者等候在索马里海滩，在为电视转播预先准备的强烈灯光下报道海军的夜间登陆行动。这个所谓“图像指导政策”的经典案例告诉我们，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事件不能够按照媒介的技术特征和传播范式被建构出来。在小布什和萨达姆的较量中，被业界津津乐道的所谓“嵌入式新闻报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记者和军方的对立关系，受众在电视屏幕上观看直播战争场面的心理也差不多接近观看好莱坞战争大片。 　　 　　二 　　 　　多年前，美国传媒与社会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探讨新闻客观性的时候严肃指出，正因为新闻不是虚构而是生产出来的，而一个“生产”包含了多少主观建构的可能性，那么职业记者才格外需要将客观性法则作为专业主义理想坚持下来――这至少是一种知之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一个需要穷毕生追寻的很高的目标。遗憾的是，将新闻客观性法则作为最高职业准则的西方传统托管式新闻业，越来越被全球化背景下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驱动新闻业所取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技术指标规划和指引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在不同社会环境中被共享的可能空间，这使得原本各不相同的个体和社会组织越来越有可能在共享的传播生态中变得极其相似，个体和社会组织对社会事件的参与也因此被组合到相近的传播范式当中，传播生态的控制范式就这么一点点渗透和融合到社会秩序当中，通过对社会情境的不断界定展现其自身权力实践的新形态。于是，作为社会民主的基础，意见的多元表达在传播范式的规划下变得越来越丧失其原本应该具有的深刻内涵。 　　大卫?阿什德于是不无忧虑地把今天的新闻报道归结为从知识的新闻，到娱乐的新闻，再到广告的新闻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大卫?阿什德并不是说今天的新闻里面充斥着广告，他的意思是（恰恰这一点比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广告更令人感到忧虑，甚至绝望），大众传播媒介越来越把复杂的社会事件转化为最简单明了、最迎合受众喜好的传播范式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