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应考虑所谓的“成功”.docVIP

PAGE  PAGE 9 作家不应考虑所谓的“成功” 　　1975年夏，顾彬先生第一次来到南京，并参观了莫愁湖。2011年5月8日，南京诗人黄梵、批评家何同彬和我一起陪同他故地重游。我问他1975年时对南京有何印象，他说，1975年南京是一座无聊的城市，因为天气很热，十二点到三点钟大家都在睡觉。快走到湖边的时候，我问他当时的印象，他记得当时湖边有很雄伟的城墙，四周很空旷，没有现在的这么多建筑。 　　在下午四点时，我们坐到莫愁湖内的棋文楼，顾彬先生接受了本刊的独家专访。（顾彬先生简介和在南京的影像见本刊封二《顾彬在南京》。） 　　 　　育邦：作为一位独立的批评家，您经常就中国文学有关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惹来了许多争议，甚至有国内媒体送您一个绰号，叫“顾大炮”。这会不会给您带来困扰？ 　　顾彬：我根本不看别人写我的什么文章。如果看的话，我怕我会骄傲。但我觉得应该做一个谦虚的人。另外呢，我应该走我自己的路，不应该让别人影响到我。如果我发现某一种批评或评判是对的，我应该改正我自己。我怎么会知道这些批评呢？特别可能是有道理的对我的批评。因为别人会给我报告中国媒体对我有什么报道，我也会关注我的妻子和在北京的亲戚收集相关的报道，他们会及时告诉我。有亲戚差不多每星期从北京打电话给我妻子，中国媒体有关我的消息，如果我的妻子觉得重要，她就向我报告。 　　 　　育邦：我觉得您的一个重要的身份是批评家，您如何看待批评家与作家及其作品的关系？ 　　顾彬：在我们的国家出一本书，出版社是不会请批评家写评论的。我们的批评家不可能从出版社或者作家手中拿到红包。如果有钱收，也是报纸给的。所以有一个评论家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写评论就写。批评是独立的，批评家不会考虑有没有红包。 　　另外，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德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批评家，现在80多岁了，在荷兰出生的犹太人。虽然他曾经遇到很多困难，但1945年之后他还是决定来到德国。他是一位独立的批评家，想什么就说什么。他和君特?格拉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近几年，他公开批评格拉斯最近的小说写得不好，为此，格拉斯与他绝交了。还有一位女作家，上世纪80年代时，他非常重视她的诗歌，当女作家开始写小说，他就公开批评甚至批判她，所以他们也不再来往。但因为是一位年纪大的批评家在批判一位年轻女诗人的小说，反而回响很大，书销售得很好。 　　在德国有一个说法，没有书评不如有一个否定、否认你的书评。就是说，与其没有书评，不如有一个骂你的书评，如果批评家的评论是很过分的，反而容易刺激读者购买这些有问题的书。 　　育邦：作为一位批评家，这要求他思想上是独立的，学术精神上是自由的。他不会顾及利益或者朋友情面的。 　　顾彬：对，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现在有很多敌人。比方说，以前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在德国出版了一本《中国作家辞典》，是一本比较早发表的辞典，2004年的。当时书评很多，赞誉有加，所有的人都说它好。我想这是一本重要的书，我应该关注它。但我发现这本书有问题，就写书评告诉读者《中国作家辞典》的问题在哪里。他很生气，跟我说我们一辈子也做不成朋友了。如果这是他的反应的话，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认真的。 　　育邦：这其实关系到一个批评家的胸怀，他没有包容豁达的态度。 　　顾彬：对。 　　 　　育邦：由于互联网、消费主义、快餐文化的兴起，严肃文学或者说纯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也日益边缘化。请您谈一谈，在当下的语境下，纯文学作品如何与大众读者建立一种合理的、良性的循环关系？ 　　顾彬：没有办法。我认为好的文学不可能是大多数人看的文学，好的文学是少数人看的。我们今天看的明天不看，今天不看的可能明天看。 　　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也是可怕的例子：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伯尔，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再看，好像他在中国的地位还比较高。现在，在德国，研究德国文学的学者都说伯尔不是一名真正的作家，因为从现在看来，他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了。为什么呢？他所有的小说都有两个明显毛病。20世纪40、50年代，他的作品还是可以的，他的德文也不错，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到了60、70年代，他写的作品与现实太接近，老谈当时西德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太政治化了。还有一些社会上非常具体的问题，但是，他说的那些问题现在都解决了，谁还要看的他的作品呢？伯尔喜欢用一种老百姓的语言，现在我们每天都用这种方式的语言，大家听够了，厌倦了。现在看，他真正的作品是他在二次大战时写给家里的书信，但那时候，他根本不是作家，甚至还没有确定要走上作家的道路。这种情况就像1974、1975年我在北京，那时人们都在争相阅读浩然，可是，现在还有什么人看呢？ 　　在德国，如果一个作家的书卖了一万册，我觉得他开始有问题了。一般来说，一个好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