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与关中士人风气.docVIP

PAGE  PAGE 4 冯从吾与关中士人风气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谥恭定，陕西长安(今西安市)人，是明代继高陵吕楠之后，关中最主要的理学家。冯从吾主要活动于明神宗到明熹宗时期。他为官虽然时间不长，因其刚正不阿，敢于直面当朝时弊，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89年)削籍告归，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冯从吾一生先后讲学于宝庆寺(今西安市书院门西安师范学校)、太华山(今华山)、太乙峰(今终南山)。地方官员在冯从吾讲学的感召下，建关中书院，后冯从吾讲学、主事关中书院，关中书院由此成为明末四大书院之一，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还讲学于首善书院以及三原池阳城、庆善寺、太华书院等。冯从吾讲学的足迹遍及今天陕西的许多地方。冯从吾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关学编》、《疑思录》、《辨学录》、《善利图说》等对后代的学术发展和人类的精神财富积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冯从吾的讲学著述活动对关中地区土风民俗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 　　冯从吾十分重视士风，他认为，“世道污隆，系士风厚薄，而返薄还厚，倡之者当自士大夫始”(《冯少墟集》卷五《关中士大夫会约》)。士在风俗变革中起表率作用。当时，关中士人风气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士人之间，相互“争讥”、“诋毁”，不能“成人之美”；“怕人责备”，是非不分，不能坚持正义；喜欢议论他人是非；讨论学术，或自以为是，或自足自满，或不能“虚己下人”，“过于激辩”等等。冯从吾尤其厌恶士风中的乡愿之气，不敢坚持是非：“明知敬之是，而百方嫉忌之，百方吹求之，使敬者必至于无所容。明知肆之非，而百方押溺之，百方左袒之，使肆者益，至于无忌惮……”(《冯少墟集》卷二《正俗俗言》)。明知道“敬”为是，“肆”为非，但是他们不敢坚持真理和正义，是非不分，造成的结果只能是敬者“元所容”，肆者“无忌惮”。对于秦人不能成人之美的风俗，冯从吾深有感触，他说：“世间最有功德事，莫大于成人之美。南人每见人行一好事，大家必称赞之，羽翼之，务底于成。秦俗则争讥笑之，诋毁之，务底于败。如此则师复受其益，而弟子多受其损。”相互诋毁，不能成人之美，结果只能导致双方两败俱伤。冯从吾孜孜讲学、著述，希望通过讲学著述活动，变革士人风俗，变革关中风俗。 　　在讲学著述的过程中，冯从吾会同关中学人一起制定了士人交往的规约，如冯从吾与关中士人一起订立了《学会约》、《关中士大夫会约》等，在关中书院倡导一些行为规范，集为《关中书院语录》，还做有《士戒》、《做人说》等。这些规约从细节上对士人的日常行为、与人交往、言语举止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详细说明士人约会所带的饼果酒器、拜帖发放、称谓运用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会约中的内容：一是怎样处理学术争鸣中的各种关系。《关中士大夫约》提出，遇到有争议的，旁观者应该以劝和为主，“不要以小愤伤大体”；《学会约》规定“彼此讲论，务要平心易气，虚己下人”。对同仁的过失，应该尽言相告，让朋友改过，“不可在背后说，更不能当众言”。二是对学会中贫弱者的帮扶。《关中士大夫会约》提倡照顾“年高步履不便者”，每当聚会、散会之际，要送“年高步履不便者”至其家；学人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如果有年老元子，或者有子而贫者，大家每年要出钱帮助他们，“不要见人贫贱姗笑凌辱，见人富贵叹羡”等等。三是对于私自结党行为的杜绝。《学会约》规定：“会中一切交际俱当谢绝。”《关中士大夫会约》云：“士风薄恶莫过于投递揭帖。”以后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土人应该一律回绝。四是这些约定十分注重细节，比如不要“借人书籍不还”，不要“轻易议论人家私事”等。 　　冯从吾与士人一起订立的会约和他的著述，体现了冯从吾提倡崇真尚简、戒空谈、敦实行的精神导向。比如《学会约》规定，士人相约，“不设酒醴，不用柬邀，会中一切交际俱当谢绝”；《关中士大夫约》强调，“如坐谈时久，随便出一饼一果用之，不必设桌，以滋靡费”。要求学者正常的交往应该是纯真、朴实而非饰伪、造作，此即“崇真”；杜绝种种奢靡之举和交往中的繁冗礼俗，此即“尚简”。《学会约》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冯从吾对那种出于非自然真情的饰伪、矫揉造作之风的切肤之痛。《学会约》不仅明确规定了“其言当以纲常伦理为主”的讲学内容，并特别提出了树立“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的尚实学风的问题。所谓“空谈”，在冯从吾看来，“谈空论无”者为空谈，虽言但“不躬行”者亦为空谈；好议他人而自己不实行者为空谈，“好对人夸自家”但自己又“不躬行者”亦为空谈。“敦实行”，方可“戒空谈”。所以冯从吾讲学，总是“以躬行相劝勉”，并发出“呜呼!为学不在多言，顾力行耳”的号召。关于讲学，冯从吾说：“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冯从吾的尚实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体现在行为上。 　　冯从吾为关中士人所制定的各项规约，主要是希望通过士人规范自己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