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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5 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 　　１９３9?荆州 　　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杨家世代经商，分号遍布长江流域。位于汉口江汉路１６８号的分号紧临着汪家的绸缎铺，半个世纪后，杨汪两家财势均已中落。杨家人散落四处，汪家那个名为汪明荃的后人成为红极一时的港星。 　　天气炎热，蝉在枝头不安地聒噪。街上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响。据说日本人已打过了长江。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支国民党军队，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笼馒头，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吃饭时间，军人们聚集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他身材高瘦，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然后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 　　他叫李大佐，是这支部队的将领。 　　战况越来越紧迫，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所到之处，年轻女子被???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荆州可能失守。母亲说，这支部队里谁愿意娶你，你就跟谁去吧。 　　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母亲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叹了一口气说，让你爹去谈，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 　　当天晚上，杨桂菊便成了李大佐的媳妇。 　　第二天，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要像《大公报》上登的那种，你的头上披块白纱巾。”李大佐比画着说，憨憨地笑。 　　 　　１９４１?重庆 　　李大佐的右手被流弹削飞了一根小指。当他手缠绷带回家，杨桂菊什么也没问。晚上，李大佐说，你咋没哭呢。“你又没死。”杨桂菊说。李大佐哈哈大笑。他喜欢这个已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２２岁的华年，皮肤白里透红，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了优雅与乐观。她不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做女红。 　　那是他们相识后最祥和的一年。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时间呆在重庆的家中。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院子里教杨桂菊骑自行车。杨桂菊穿一件锈红色的棉布小褂，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 　　杨桂菊坐在自行车座上，李大佐在身后紧紧抓住后座。自行车的车辙在泥地上画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李大佐松开了手。杨桂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前行，头发上滴着水珠，身上却蒸腾着热气。她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他朝她笑，朝她挥手，朝她做鬼脸，他像一把刀，将快乐深深刻进她的心房。 　　 　　１９４９?上海 　　１９４９年，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她每天晚上如婴儿般蜷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很快便进入梦乡。他望着她的脸，她似乎天生便有一种对于人生悲苦强大的遗忘功能。李大佐决定留下来，如果要死就死在她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８月１３日没有月亮。她忙了一天，去街上买了葱油饼，卤了鸡蛋与五花肉。深夜，她打好了包裹。他惊讶地问，我们要去哪里。 　　“你走。” 　　他跳起来，本能地喊，不！ 　　她湿润的眼睛阻止了一切语言。 　　大船三更启航。他在黑暗里紧紧抱着她。她闭着眼睛，如无数个他无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般安详。他以为她睡了，以为她什么都不知，却不知她与自己一样，夜夜难眠。为着即将的分离，为着未知的命运。 　　她送他去码头。街道寂静得像一座公墓，她紧紧挽着他的胳膊，脚步噼啪作响地打在漆黑的路上。 　　他说，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 　　她说，我知道。 　　大船在黑暗中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她推他，先是轻轻地，然后死劲地、拼命地、歇斯底里地将他往船上推。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他看不清她的脸。她一个人走在来时的路上，脚步噼啪地打着微明的路。有一阵，她蹲下身子，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蚂蚁受了惊吓，飞快逃走了。人如蝼蚁，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逃生，逃生。 　　 　　１９５９?荆州 　　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尽管她已不那么年轻。这个解放前大户人家的小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 　　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她带他们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挽起，站在浴池门口给两个女儿梳头发。女儿们的头发又黑又长，她拿一把嫩绿的塑料梳子，轻浅地从上至下拉下来。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总是忍不住喊，你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妈！“她是大小姐，你妈是大老粗。”女孩被母亲呵斥着不再吭声。 　　至少有一千个人对杨桂菊说，李大佐再也不会回来了。偶有媒人受托来提亲，告诉她只要在报上登个启事，就能解除婚姻关系获得自由。她也不驳斥人家，只是微笑说，若论英俊潇洒，这世间没有人能比过李大佐。于是媒人便说她痴，英俊潇洒怎抵得过生活艰难。 　　１９５９年冬天异常寒冷。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即使拿着钱也很难再买到粮食。杨桂菊每天下班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郊，期望正巧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