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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分析 1.前言 1.1研究背景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到1994年我国的税制改革，再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其中均包含一个悬而未征的遗产税。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提交了关于向富人征收遗产税的提案。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参加政协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提出，当前行业间的工资差距主要表现在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太大，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个税调整是一个途径，除此之外，还应该适时及时推出遗产税。由此关于我国开征遗产税这一曾经备受争论的问题再次受到广泛关注。究竟我国有没有开征遗产税的必要，能否克服不利条件，我们要在比较和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详细分析。 1.2研究目的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个人收入分配也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一方面是财富的殷富和集中，另一方面却是基本生活的极度贫困。另外，目前我国对个人收入差距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由于其在调节个人收入方面的局限性,贫富差距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形下,开征遗产税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选择。 遗产税的开征问题在我国内地争论了多年。但由于种种原因,久久未能实现。那么,遗产税法律制度在我国到底该不该构建、遗产税在我国到底该不该开征呢?我国实行遗产税具有哪些条件？当前我国施行遗产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有哪些？这都将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以及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1.3研究意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的贫富差距也在逐渐加大。贫富差距太大会影响社会稳定，最终会将经济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同时，近年来，社会各界要求加快立法征收遗产税的呼声越发高涨，尽管政府相关部门表示开征遗产税时机尚未成熟，但从遗产税的效应来看，应当尽快开征遗产税。在这种背景下对是否开征遗产税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1.3.1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对遗产税内涵、法律特征、课税理论依据以及对开征遗产税的效应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尤其是对遗产税的效应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充实遗产税理论研究,使大家对遗产税等相关方面的知识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另外，开征遗产税可以填补中国现行税制中的一项空白,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开征遗产税还有利于充实中国的财产税制,是逐步完善中国税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1.3.2研究现实意义 通过对遗产税的效应进行详细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国情，论证得出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研究我国开征遗产税是必要的。提出我国遗产税的开征准备和遗产税税制的框架性构想。为我国改善财富分配状况、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税制功能等方面的政策选择提供服务。 1.4国内外研究现状 1.4.1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遗产税是否有必要存在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王建煊（2010）认为：遗产税的征收可以调节部分人的过高收入，限制少数人集中大量财富，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安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孙美兰（2011）认为,遗产税的征收工作具有偶发性和征税面窄的特点,即使在发达国家里面遗产税占的税收收入都不高,如果要考虑扣除征纳该税种涉及的成本,征得税款很有可能是负值。 对于遗产税的制度设计，我国学者宋镇照（2009）认为：当前世界各国的遗产税制有三种模式：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许郁琦（2012）指出：制定我国遗产税法时，总遗产税制可行性更大。采用总遗产税制能使税源集中，容易控管，也可避免因财产分配问题而发生的拖延缴税的情况发生。陈彦琪教授（2010）认为：采取总遗产税制可能导致的继承人税负不公平问题，可在税外解决。 1.4.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由于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多、开征时间长，关于遗产税的研究历史更加悠久，内容也更加丰富。国外遗产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遗产税经济效应的分析和遗产课税理论依据的分析。 19世纪后半叶德国财政学三大巨星之一谢夫勒主导的该学说认为,遗产税并非对遗产的课征,而是对死亡者生前一切逃漏税款的补征。持有追税学观点的人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积累财富并留下遗产,是生前逃漏税行为所致,所以应该在其死亡时不能再逃漏税之时进行追缴。马斯格雷夫认为财富不应通过遗产继承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国家有责任通过征税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维护社会健康发展。 哥伦比亚大学的Kopczuk（2004）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Saez（2004）分析认为，遗产税对减轻财富集中是有效果的。他们也表示，税收不是唯一因素，财富集中程度的下降，可能与商业和金融调控，二战后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不同性别财富平均分配等等因素相关。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取消了遗产税,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准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