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欧阳修文学思想的四维性的论文.docVIP

　　试论欧阳修文学思想的四维性的论文 试论欧阳修文学思想的四维性 北宋一代文宗欧阳修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活论文联盟动，是宋代文学研究中的两大重要课题。论者或辨析欧阳修道胜文至、穷而后工等理论建树的价值内涵，或探究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但这两方面的研究往往各自为营，没有做到彼此关联、有机统一。事实上，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内容丰赡、视域广阔，其文学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本体论或创作论层面上，而是着力从多维度、全方位的视角予以深入客观的考察，尤其是在文学接受方面所进行的思考，对其文学实践活动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也对丰富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宝库具有重要价值。 　　最能体现欧阳修文学思想之多维性的，是他作于景裙元年(1034)的《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中简称《代》)。为便于论述，现将文章主体抄录于下： 　　某月日。具位某，谨斋沐献书枢密相公阁下。某 　　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苟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歌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问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故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 　　甚臭，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易》载九圣，《春秋》载文武之法，苟、孟二家载《诗》、《书》、《易》、《春秋》者，楚之辞载风雅，汉之徒各载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荡然无所载，则其言之不纯信，其传之不久远，势使然也。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间巨人硕德，闳言高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 　　菜不佞，守先人之绪馀。先人在太宗时以文辞为名进士，以对策为贤良方正，既而守道纯正为贤待制。逢时太平，奋身扬名，宜其言之所载，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传也。然未能甚行于世者，岂其嗣续不肖，不能继守而泯没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虽系其所载，犹有待焉!《诗》、《书》、《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盂、屈原无所待，犹待其弟子而传焉；汉之徒，亦得其史臣之书。其始出也，或待其时之有名者而后发；其既殁也，或待其后之纪次者而传。其为之纪次也，非其门人故吏，则其亲戚朋友，如梦得之序子厚，孛汉之序退之也。 　　在这通书信中，欧阳修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文学作品传世行远的因素。 　　首先，就作品而论，欧阳修强调事信与言文要二者兼顾。他认为：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并举出圣人之文《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作品不仅要内容真实可信，而且需有文采。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欧阳修认为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提倡文章风格应各具特色，因而或博辩而深切，或宏肆而无涯，或抑扬感激，劲正豪迈，或语愈缓而意愈切，凡此均显示欧阳修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注重。当然，在事信与言文之间，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他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就说过言之不可恃的话。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叉系其所恃之大小，从先后顺序亦可以看出，盲文虽是所需，却是居于第二位的。 　　其次，就作者而论，欧阳修指出作品的流传与否，关乎作者自身的道至与否。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的主要立场是道充为文，先道后文，标举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欧阳修提出道胜文至的著名观点：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祖择之书》亦云：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修强调对主体精神和人格境界的修养提升，否定片面追求文辞之工，认为若无道之充实，即使文章丽矣，言语工矣，也无法实现传世行远的目标。 　　此处在列举圣人之文后，欧阳修又以诸子之文和西汉之文为例，认为诸子之文亦善为言，然或传或不传，原因即其道有至有不至。《答吴充秀才书》在提出道胜文至后接着说：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欧阳修认为，孟子、苟卿以道至为务，故得以流传至今；而扬雄、王通则以模仿圣贤言语为务，是道未足而强言者。但此处却云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扬雄且在焯然暴见而大行的数家之内。由此可见，虽然欧阳修推尊道胜文至，认为言之不可恃，批评职于文而已，为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问者而窃悲；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