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的论文.docVIP

　　试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的论文 　　 论文 关键词:陈寅烙　钱钟书　诗史说　以诗证史 　　论文摘要:陈寅格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视唐诗为难得的信史。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不能因为诗中纪事在史书上信而有征就断定诗有价值，他认为有些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其实并不真实，并且诗歌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在当时的风气中，钱钟书提出对“诗史”说的批评意见，可视作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在20世纪的唐诗研究史上，陈寅格和钱钟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陈寅格通晓多种文字，史学巨匠，学问渊博。而钱钟书亦记忆力超人，学贯中西，被称为“文化昆仑”。陈寅格和钱钟书同是‘’人中之龙”，但对于“诗史说”，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所谓“诗史说”，即认为诗歌反映了一段史实，因此在诗歌阐释中，要以史证诗，尽力挖掘出诗歌背后的那段 历史 ，以达到对诗歌的正确理解。陈寅格主张“诗史互证”和“以诗证史”，唐诗在陈寅格眼里是难得的信史。而钱钟书却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并多次提出诗与史的不同，这是钱钟书贯穿始终的认识。陈寅格和钱钟书，一个对诗史说极力赞同，一个则坚决反对，正如胡晓明所说，“钱钟书的诗学思想中，不仅一贯不主张以诗证史，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以诗证史的代表人物陈寅格。两人的认识构成了20世纪关于诗史说不同认识的两极。 一、陈寅格的“诗史”观及其诗史互证方法 陈寅格是“诗史”说的支持者，而他在《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中运用最多的是“诗史互证”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实际上是继承了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所运用的方法。 陈寅格显然是“诗史”说的支持者，在他眼里，诗具有史的真实性。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他以杜诗中关于“杂种胡”的诗句，补证“故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唐人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陈寅格云:“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2](p57’此视杜诗为信史。《书杜少陵lt;哀王孙gt;诗后》以唐史考证杜诗“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一句，得出杜诗中的“朔方键儿”即指同罗部落而言的结论。(庚信lt;哀江南赋)与杜甫lt;咏怀古迹)诗》一文征诸史实，证明杜甫之《咏怀古迹》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也是运用了诗史互证的方法。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陈寅格在唐诗与唐史的研究方面有以诗为史的倾向。他通过诗史互证的方法考明唐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更正了唐诗的一些旧注，有助于我们对唐诗诗意的理解。 陈寅洛视诗为史的文艺观不仅体现在唐诗上，他晚年穷10年之功完成了《柳如是别传》，是他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所推出的典范之作。他以明末清初钱谦益与柳如是二人的诗歌为研究对象，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考证和分析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当时的历史事件，为 其次，钱钟书反对“诗史”说，还因为他认为有些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其实并不真实，但这些诗却是优秀的诗作，这说明文学比史学高明。钱钟书说:“ 历史 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遇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 艺术 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证只断定己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钱钟书在这里换了一种角度来说明“诗”和“史”的区别，其批评的矛头直指陈寅格。 再次，钱钟书反对“诗史”说，是因为诗歌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即诗没有能力担起史的责任。钱钟书说:“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有许多情况宋诗里没有描述，而由宋代其他文体来传真留影”。是钱钟书批评“诗史”说的另一个角度。 对“诗史”说的批评是钱钟书贯穿始终的思想，也是钱钟书不遗余力所要阐明的一个观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夫世法视诗为华言绮语，作者姑妄言之，读者亦姑妄听之。然执着‘遣兴’、‘泛寄’信为直书纪实，自有人在。诗而尽信，则诗不如无耳。”}3u)而这一意见，在《管锥编》中更是反复致意:“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和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和也。” 三、钱钟书对“诗史”说的批判是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正确理解“诗史说”的内容，对确立正确的诗歌阐释方法有重要的启示。一方面，同意“诗史说”，即同意诗歌的背后有一段史实。在诗歌阐释中，他会以史证诗，尽力挖掘出诗歌背后的那段历史，把诗歌放到产生它的历史中去观照，这样就达到了对诗歌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