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民族文化心理对古代诗歌修辞的影响的论文.docVIP

　　谈汉民族文化心理对古代诗歌修辞的影响的论文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化特点，往往要通过文化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的综合作用、长期积淀才能形成，深深地积淀在一个民族的心理意识之中。本文将从具体修辞现象入手来分析汉民族文化心理对古代诗歌修辞的影响。 　　 　　一、汉民族喜新求异的文化心理与诗歌语言锤炼 　　 　　古人写诗文，喜新求异，注重锤炼，讲究言简意赅，讲究字异而义同，练字之功非常重要，其目的是要将最恰当贴切的词语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以取得最好的表达效果。词语的选择、锤炼必须富有创新精神，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唯陈言务去”，就是主张语言运用上力求独创、新颖、恰切、得体，这是喜新求异文化心理在诗歌表现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通过对诗歌语言的锤炼，使诗歌语言简洁、凝练，避免冗杂，使诗句达到语句精炼、意境悠远的表达效果，是古代文人对语言常规用法的超越和突破，又是诗人展示才华、卖弄学识的外露，是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惯例。 　　诗的语言的精炼是指诗中把不必要的字、句删去，尽量用最少的字句表情达意，“凡诗需字少意多，以十字道一事者拙也，约之以五字则工矣。以五字道一事者拙也，见数事于五字则工矣。”(方干《赠路明府》)前人言诗，拈出一个“工”字，这“工”字既指诗的语言又指结构，而从语言方面来看，它既指语言的精炼，又指语言的形象生动。它通过炼字、炼句和炼意三种方法达到这一目的。 　　从诗词语言精炼的角度看，“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知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以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赵翼《瓯北诗话》)因此，古代诗人都注重在炼意上下功夫。古典诗词中的炼意，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提炼主题，使诗的立意更高，即使诗具有更好更深的思想内容。如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短短十个字写出了天下的贫富对立，这是以高度概括性的语言而使诗句精炼。 　　诗人的炼字、炼句和炼意，不仅是为了语言的精炼，同时也是为了语言的形象生动。诗人们从修辞学的角度，推崇诗词字句的工巧，把字工句警当作毕生追求的目标。字句锤炼得好，可以带动全篇，所谓一字妥帖，则全篇生色。尤其在诗词的关键处，一个妙煞的字眼，可以有声有色，极致入微，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甚至可以营造出一种意境。孟浩然的名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中的“淡”和“滴”，历来备受赞赏。“淡”状出视觉感受，“滴”达出听觉感受，“淡”和“滴”渲染出一种冷漠、孤寂的境界。再如王安石《泊船瓜州》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所以被人称赏，是因为诗句写出了春满江南的蓬勃景色，而这则得力于“绿”字的锤炼。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王安石原稿作“到”，又改“过”“入”“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这个“绿”字果然鬼斧神工，把春天的气息鲜丽地点化出来。 　　可见，新奇求异是汉语修辞活动中的一个文化传统心理。正如前边指出的，修辞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而新奇求异的文化心理，促使修辞技巧的产生和推广。 　　 　　二、汉民族的均衡审美文化心理与诗词修辞的均衡美 　　 　　均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汉民族人民修辞活动中的一种审美情趣。这一方面与汉族人民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自古以来,汉民族人民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常常具有一种朴素的辩证法，喜欢从事物的对应关系中展开思考，如二元对待观、“天人合一”观、人与人或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和谐观等，就形式而言不失为均齐“宽对”。这种均衡的审美心态，在建筑、日常生活中物品的摆设、宴请等方面也可体现出来。 　　汉族人民审美心态，也受汉语结构均衡美的影响。正因为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有均衡美的特点，故汉族人民在长期使用汉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均衡为美的审美心态，并探索修辞均衡美的规律。例如汉语的声调，是构成汉语语音结构均衡美的要素。古代利用声调中的平上去入分平仄，由平仄构成古代近体诗中音律的对称美和节奏美。汉语中构词上的对称、均衡，形成了汉语修辞上的对偶等均衡美。 　　尤其是诗歌中的大量对偶句，由于句法、词性、声律的两两对应，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和内聚力，经过前后映衬，互相补充，可以化生涩为平易。李商隐《无题》：“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镜”一般作名词用，倘在诗中孤立拈出“晓镜”，未免费解，但和下句“夜吟”相对照，立刻“变陌生为熟悉”，使读者明白作动词用，是写一位女子在晓妆对镜，抚鬓自伤，从而和下句中那位深夜苦吟、不避风寒的男子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偶句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词曲中的衬词、诗歌中的押韵等，也是形成语言均衡美的重要手段。在修辞格中，除对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