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自由重农与福利重农的思想内涵与比较研究的论文.docVIP

　　重商\自由重农与福利重农的思想内涵与比较研究的论文 主义、自由重农主义与福利重农主义背后的管制、放任与干预逻辑早已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出现，只是囿于当时的“共同体本位”结构，因此市场与宪政难以并存、国家市场体系与福利性政府干预互为扞格，最终造成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崩溃。中世纪晚期的重商主义与近代魁奈式自由重农主义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重视商业还是重视农业之别，而在于重视“管制民权、放任国（官）权”还是重视“保障民权、限制国（官）权”之别。当代的福利重农政策是宪政主义逻辑下大政府责任的体现，因此与前宪政时代重商体系下的大政府弄权截然有别。当代中国应反思管制主义的历史教训，吸取自由重农主义与福利重农主义的双重政治经验。 　　关键词：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福利重农主义；国家统制；自由放任；福利干预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2-07 　　 　　西欧近代早期魁奈式的physiocracy思想，经济学界通译为“重农主义”，源出古希腊语，由“physio”（自然的）+“cracy”（支配、统治）缀合而成，政治哲学的含义是“自然主义、让自由主导”。另外一种相反的主张mercantilism译为“重商主义”，实际上是强调“国家管制”。而当代的发达民主国家则流行一种新的“福利重农主义”，其内容不仅是给农民更多的自由经营权，而且要求政府对农民、农业提供更多的福利保护。三种思想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各种思路，更重要的是，它们背后所对应的三种政府类型（集权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及其运行逻辑（管制、放任、干预）尤其耐人寻味。.本文尝试运用“经济—社会史”的综合分析框架，以经济结构和政治哲学作为两维，结合历史社会学的理想类型分析与比较研究，追溯三种思想在古典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某些基因，研究它们在中世纪晚期以及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进而揭示三者的本质差异。同时，回答上述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一、管制、放任、干预的制度先祖 　　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政??经济结构中就已经出现了自由放任、国家管制与福利干预等要素，古史研究界非常著名的“现代化派”与“原始派”之争①，就是以上述概念为依据，在理论逻辑上各执一端，在学界轮流称大的。 　　（一）“现代化派”与“原始派”之争 　　早期居于主流地位的是“现代化派”，当时的西方人反感中世纪而追慕现代性，把希腊罗马尊为近代文明之根而为它涂上“准资本主义”色彩：在经济结构方面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达、自由贸易盛行以及古代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在政治哲学层面则表现为自由放任为本、工具理性早熟、个体权利优先。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区别仅在于劳工更不自由、技术水平更低而已。国人在“五四”以后接受的主要就是这种观点。“二战”以后由于“现代性的反思”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因此现实中人们对“后现代社会”（据说它将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中世纪式的社会”）的期待使他们在自己心目中塑造了一个“中世纪式”的罗马，一个全然不同于启蒙时代到工业化时代人们所设想的“西方传统”[1]，“原始派”转而主导学界。与“现代化派”截然相反，他们眼中的希腊罗马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农民社会”：在经济结构方面不再是商品市场发达而是以宗法农业为本，不再是自由贸易盛行而是以自然经济主导，不再是古代企业家的进取精神而是个体小农的自给自足；在政治哲学层面也不是自由放任为本而是宗法管制盛行，不是工具理性早熟而是原始思维充斥，不是个体权利优先而是个人义务至上。 　　总而言之，“现代化派”与“原始派”在政治哲学与经济结构两个方面均走向极端，前者强调希腊罗马的“自然主义（自由放任）+商业文明”色彩，而后者反过来揭示其“管制主义+宗法农业”特征。如果从社会结构演变的角度观察，真实的经济政治状况可能介于两者之外。 　　（二）另一种经济政治逻辑 　　1． 城邦—共和时代的“自然主义+宗法农业” 　　希腊民主城邦、罗马共和时代，在经济结构上，“原始派”所理解的农民为主体、宗法农业盛行、贱商抑商政策等更接近于当时的社会图景。当代古希腊罗马史研究者（从“剑桥古史学派”到“马克思主义古典史家”，乃至近30年来的前苏联古典史界）均认为古代“公民”的典型身份是享有父家长支配权的农民而非个人权利本位的近代“市 民”，城邦是乡村的联合而非近代的工商社区，商业及信贷业则主要是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的职业，所谓“古代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神话，重农抑商是当时的基本国策，贵农贱商是当时的正统价值观，经商发财者也多“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转化为地产）”，商业的发达只不过是一种“末世”的腐败现象。因此，“现代化派”所描绘的“理性经济人”、自由市场、成本、利润、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