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想在比利时开中餐馆.docVIP

PAGE  PAGE 7 女儿想在比利时开中餐馆 　　 　　 掐指算来，女儿刘婷去比利时读书已经五年了。这五年里，她除了个儿窜高了一截，练就了一口叽里咕噜的荷兰语，性情、观念各方面也都有了很大变化。有些变化让我们欣慰，有些变化却又让我们心疼――在眼下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惟一的女儿在她成长的关键时期只身一人远赴异国求学，究竟有没有必要？值不值？我和她妈妈对此没少讨论过，据说，这也是时下许多家长都很关心的话题。 　　 　　 1 　　 　　女儿是2000年1月出去的，她当时的身份是高考落榜生，在家里闭门不出已经小半年了――眼看着一块儿玩的几个伙伴都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女儿的失落和尴尬浓烈如雾化解不开，人前总也抬不起头来。忽然有一天，我们的邻居、另一位落榜生小芮的妈妈来到我家，说，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出国呢？听说国外的大学挺好上的，况且回国后还挺吃香的。她的话像一道闪电，把小婷那颗抑郁灰暗的心瞬间照亮了。“走出去，前面是个天”，外面的世界或许更精彩，何必苦闯那独木桥！我的女儿半年来第一次有了笑模样。她一直是个好孩子，除了学习不好，几乎没什么让父母头疼的毛病。看着女儿激情饱满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和她妈妈尽管有许多顾虑也很不舍，但还是投了赞成票。与女儿一起出去的，还有小芮等另外4名高考落榜生。这五个孩子是通过一家靠得住的私人机构给办过去的。或许是憋屈得太久了，几个孩子商量好了，什么时尚什么有前途就学什么，于是就都学经济。哪个学校牌子硬就上哪个，于是就去了比利时根特市的根特大学，因为听说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校，在欧洲相当于中国的北大清华。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几个家长在首都机场送孩子的情景，大人们个个泪眼婆娑，孩子们却意气风发的，像赴一场盛宴。 　　 像所有的小留学生一样，开始的两年，女儿主攻语言。在比利时，60％的人讲荷兰语，30％的人讲法语，10％的人讲德语。女儿选择了主攻弗拉芒语，也就是荷兰语。全新的环境全新的语言，她倒也学得津津有味。头两个暑假回来，都有说有笑的。其间我出差去欧洲，顺便去比利时看了一次女儿。那天是下午，不知为什么下那么大雨，天与地都灰蒙蒙一片，周围是我不熟悉的面孔与陌生坚硬的语音，我突然好茫然，想一想女儿孤身一人，没有亲人、寥寥几个朋友，年轻轻的她该如何度日？巴士到校门口了，女儿撑着小伞形单影只地候着我，很惊喜的样子。她领我参观完校园，就把我带到她租的小房子里，忙着给我沏咖啡。不经意的，我在女儿的小小书桌的书堆里，看见了一本粉黄色的小笔记本，随便一翻，我呆住了，这原来是女儿的小账本，每日开销事无巨细全都记录在案，甚至包括每天的汽车费与电话费。我鼻子一酸，想到女儿在国内时是何等的大手大脚大大咧咧，她一度的口头禅是“君子坦荡荡，花钱无计量”，没想到独立生活一年竟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女儿看见我在浏览她的账本，一把夺了过去，满不在乎地说：“老爸别激动。每一个在外留学的人，大约旁的没学会，先明白如何锱铢必较。”那一刻，我明显地感到女儿长大了。 　　两年以后，女儿正式学习专业，她的笑声少了，眉头皱了，感到太难了，跟不上。她抱怨说，别说老师用荷兰语或法语讲，哪怕是用汉语讲，也未必听得明白。几个孩子再仔细一打听，敢情这根特大学一百多年来，就没毕业过几个中国留学生，像他们这种原本底子就不太好的学生，在那里更是活受罪。当新鲜感如流星般纷纷陨落以后，孩子们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当初的轻率买单了。其中的一个学生认为再学下去实在如同嚼蜡，就跟大伙儿道声拜拜，打道回府了。我们邻居的女儿小芮和另一名男生则另辟蹊径，分别与当地的华裔比利时人结婚了，他们很轻易地拿到了绿卡，三年后就可入人家的国籍。小芮还在当地盘下了一个外卖店，跟老公一起卖快餐，小日子倒也过得有声有色。五个孩子里，选择继续求学的只剩下我女儿和另一个同学庄洋了，庄洋却又忍受不了荷兰语的发音，半截道改学英语――在比利时学英语，费用比在英美国家高得多，可没办法，毕竟中国孩子在国内时英语多少有点儿底，学起来比荷兰语、德语之类的要容易得多，只可怜她的老爹老娘得多备些银两。这么一来，我的女儿刘婷就成了5个孩子中，惟一一个未改初衷继续攻读经济的学子。她之所以坚守下来，除了要强的天性，也是受到了一些刺激。那段日子，女儿在网上频频看见“留学垃圾”之类的字眼儿，她想争口气。 　　不过根特大学之于她，实在有些高山仰止，她于是主动退出，自己又就近找了一家普通高校学习，读大专，然而还是难，学起来还是很吃力，她一直苦撑着，心情免不了有些悒郁。第三年、第四年暑假回来，我们明显地感到女儿的话少了，她其实应该是有很多话儿要对我们说的，可她选择了沉默，人仿佛变得有城府了，不爽甚或压抑，都自个儿扛着。我和她妈妈看了，很心疼。 　　 　　 2 　　 　　 有朋友问我，如果从教育投入 成本和收益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