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中国！.docVIP

PAGE  PAGE 11 我爱你，中国！ 　　虽然《环球花雨》早在2002年就曾发表过介绍爱国侨领于兴国的文章，但那时候我们并不相识。也就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我们在英国伦敦采访时，于先生在伦敦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里与我们相识了。在那之前，所有的关于于先生的故事都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华教授讲给我们听、写给我们看的。及至会面之后，才发现这个个子不高、总是带着一脸憨厚笑容的爱国同胞，被华教授推崇为“海外赤子”真是当之无愧。他心里那份浓郁的爱国热情先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继而又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们。于是，心里就有了一股再写他的冲动。 　　去年秋天，于先生应编辑部的聘请，担任了《环球花雨》的海外顾问。依照惯例，我们要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把他介绍给广大读者，于是，我通过电子邮件对他进行采访，希望他能提供一份关于他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为北京申奥、为祖国的发展建设所做奉献的详细目录，但他的回复只有寥寥数语：“让我在杂志上为自己吹牛，太可怕了!不如立刻把我送去伊拉克，把我和那8名中国人质交换……”(当时正值8位福建省民工在伊拉克被绑架，他说此话时8人已被成功解救)于是，我们在感佩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余，又顺便享受了他的幽默和他的自谦。倒是一个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里的问题引发了于先生的谈兴――一个8岁就与家人离开祖国、多年在国外受教育谋生活的人，怎么还会有如此巨大的热情和动力、用如此诚挚和深厚的情感热爱着祖国并不遗余力地为祖国的各项事业呐喊、奉献与奋斗?他在回复中整整写了5050个字，字里行间充溢着他对祖国那份爱，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中国人自强不息的骄傲与自豪。于是，我们略加整理原文刊出，让读者能原汁原味地品味他的情感与品格。 　　我出生在中国山东，1956年，8岁时去泰国和爸爸团聚。在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上，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位志愿军战士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爱国印象。他在抗美援朝中参加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他说自己出生入死地和侵略者拼搏时，脑子里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保护国家神圣领土，决不准敌人来破坏我们可爱的家乡。最后他负了重伤，我们同行那天他已完全康复，正要回到他的战斗岗位上。我很感动，希望长大了也要做个军人，保家卫国! 　　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妈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总是教育我们要有礼貌，要尊重别人，要努力用功学习，将来做个有志气、对社会有用的人!爸爸则时常讲起他和他的兄弟们赤手空拳闯南洋时耳闻目睹的中国人受苦受难的故事。他还时常提起“九?一八”事变，给我们讲泰国华侨为抗战捐款出力的故事，教育我们：“不忘国耻，抵抗来侵略的敌人!”那时候我已对时事非常注意，总在想：为什么清朝那么腐败?为什么会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为什么那时候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世界太不公平!我要好好学习，这样才能多为中国及全世界做一点贡献! 　　1962年，初中毕业后，我去澳大利亚升学。当时英文基础很差，第一学期全班39人我考试成绩排在第十二，可第二学期我就考到第四名了。当然要靠自己刻苦努力。从此，班主任很重视我的意见。当时班里有个民主投票制度，但惟我一人拥有决议否决权。那时我也觉得很自豪，因为在外国同学中，我是全班的领袖。那时候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很少，但我们的政治觉悟都很高，开学都上学，假期都打工，觉得只要我们自己争气，澳洲人就会对中国人有个好印象。 　　记得中印边境冲突那年，悉尼市最大的报纸《悉尼先驱晨报》写错了周恩来总理的名字，我立刻打电话给报社编辑部。经过调查，报社不但道了歉，而且还免费送了我三个月报纸。 　　1966年，在英国伦敦的姐姐和哥哥请我去英国观看足球世界杯比赛。那是历史上英国第一次获得足球世界杯赛冠军。我呢，也就高兴地决定留在这个快乐的国家里。可在泰国的父母供养三个孩子在英国读书非常困难，所以我在医学院、研究院做了两年研究助手，自己打工挣学费。1974年，我在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除了在医学院做研究、教学及治病以外，其他时间都在自己的医务所工作。那些年里，无论在任何地方我都关心祖国发展和英国的华人华侨活动。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份永远的原则： 　　1．我因自己是中国人而光荣； 　　2．在外国人面前永远不说中国的不好； 　　3．绝不允许外国人欺侮中国人。我会挺身而出，绝不让步1 　　1988年，我们一家四口去泰国、港澳和台湾地区旅游，回来那天在泰国曼谷，预定的航班把包括我在内的25个乘客丢下了。其中14位客人是去伦敦的。机场经理说大飞机机件有故障，换了小飞机，所以我们没上去。第二天上飞机去巴林转机去伦敦。因为我听说过巴林机场移民局时常为难英国籍中国人，所以我想这一次我要做些工作，告诉他们：中国人不可受欺侮!于是我和大家约定：大家要团结在一起，要走一起走，不接受分批去伦敦!在巴林，另外的11人转机去了巴黎，而我们这14位去伦敦的又被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