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docVIP

PAGE  PAGE 19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摘要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 环境规制；治理动机；公众参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2-003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0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治理理论的发展，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政府行政手段为主导的一元治理时期；政府经济和行政手段并存的二元治理阶段；政府与市场、社会协调互动的多元治理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三阶段的早期，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正在形成一种相互融合又相对独立的治理结构。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而由于环境物品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导致“市场失灵”，作为公共利益受托人的政府自然就加入到了环境治理当中，以行政命令或经济治理的手段进行环境规制。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监督乏力等特点，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又会促使以公益性、非营利性等为主要特征的环境社会组织也加入到了环境治理体系中。随着环境污染对人们生活和福利的影响日渐加重，公众也越来越多地自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多主体环境治理的体系基本形成。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面临着稳定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的双重压力，如何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对环境治理模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 多主体环境治理模式的研究述评 　　有关多主体环境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中，Ostrom等[1]指出多主体环境治理是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之外的一条责任路径，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约束，以多中心为基础，通过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实现“权力分散”和“交叉管治”。多主体合作的目标在于解决环境问题治理中存在的失灵，Eckerberg和Joas[2]认为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有助于将环境责任向私人部门转移，从而共同承担环境责任。Parkins[3]指出多主体合作有利于将多元价值融入法律政策中，对环境治理具有更高的约束效力。Forsyth[4]认为多元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可以提高各主体对环境政策的参与度，实现更高的环境规制目标。Arentsen[5]认为环境治理的决策过程越来越复杂，多个主体参与决策过程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影响结果。Newig和Fritsch[6]认为非政府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有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 　　然而，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实施中还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效果的发挥极大地依赖于各个主体的地位、职能以及模式的制度设计与运作方式等。Jessop[7]表达了对实行“混合治理式”环境治理模式的担忧，因为政府的“空心化”会导致设计和执行环境政策时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下降。Tsang等[8]通过分析指出信任在公共环境治理集体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参与治理的主体应该互相信任，否则合作将难以为继，集体决策无法达成。Evans[9]指出环境治理集体行动中存在多重困境，环境问题可能有着复杂的成因，由不同方面的人类活动所导致，这使得协调合作更加困难。 　　国内学者一般是分别对政府、企业、公众与社会组织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研究。在政府主体进行环境治理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微观激励机制，实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