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皈依中的文学.docVIP

PAGE  PAGE 3 文化皈依中的文学 　　红柯，本是土生土长的关中子弟，然而却把十年的青春时光留在了新疆天山脚下。从表面过程看是红柯走向新疆，从深层看却是“文化新疆”塑造或重造红柯。新疆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巍峨的群山，辽阔的草原，苍凉的戈壁赋予了新疆人民特有的热情、豪放、坦诚、质朴和刚毅，即使是从“口内”到“口外”的汉族汉子，时日既久也会深受其影响。红柯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新疆对我的改变不仅仅是卷曲的头发和沙哑的嗓音，而是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大漠雄风、马背民族神奇的文化和英雄史诗”。新疆雄奇瑰丽的自然风貌、淳朴强悍的民族风情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信仰激发了红柯创作的灵感和饱满的诗情，引动了红柯对自然、对生命的崭新理解和思考。农耕文化的稳健恋土、游牧文化的剽悍雄健原始粗犷、边疆人崇情尚性追求人格自由的文化心态，皆已融入到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新疆文化之中，从而构成了一个绚丽奇异、富有神秘气息、幻想魅力和粗犷野性的浪漫天地。红柯的小说诞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很自然地吸收了这些养分。《奔马》《哈纳斯湖》《美丽奴羊》《跃马天山》《库兰》《吹牛》《西去的骑手》等篇幅不等的小说，都在某种向度上散发着新疆地域文化的精、气、神。 　　新疆风物，恰如红柯所言，湖泊与戈壁、玫瑰与戈壁、葡萄园与戈壁、家园与戈壁、青草、绿树与戈壁近在咫尺，地狱与天堂相连，没有任何过渡，上帝就这样把它们硬结在一起，而酷劣的自然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恶劣的人文境况，则使得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生命必须具有顽强刚毅的生命意志和坚忍硬朗、达观豁然的人格风范。为展现生命、赞美生命意志，红柯在草原大漠的风景画中营造了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命场景，一切生物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一群群活的生灵，它们各安其所，自由生活。蓝天白云属于雄鹰，旷野荒原属于虎狼，草原牧场属于骏马和羊群，蓝而幽静的湖泊属于红鱼。红柯对生灵的描绘往往超越了形象本身，从而获得了一种象外之意。比如狼和鹰便象征着勇敢剽悍的强者，而骏马和美丽奴羊则是顽强生命力象征。《鹰影》中把丈夫的车祸比作鹰的飞翔，体现了妻子对强者的热爱与崇拜。《奔马》中奔马的神韵化作生命的精神传递给了新生的婴儿，让人感到边疆人生命力的顽强。此外，红柯还将草原人对待生命和生存的达观豁然的态度上升为一种生存意境，草原人不仅高扬死亡与生存的质量应该保持一致，而且还认为死亡也只是生命的一部分，人的生命将在无限循环中得到永生。《天窗》中牛被杀了，写的是生命永恒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边远的新疆文化更多地保有了生命原始本真的东西，生于斯长于斯的边疆人，他们的生命观重自然自在，坦率执著。而这些文化观念也深深地嵌入红柯的精神结构中，直接影响了红柯的言论和小说创作。 　　探讨红柯小说与新疆民族文化的关系，我们似乎还无法回避穆斯林文化对于红柯小说的影响。因为作为占全国穆斯林人口半数以上的少数民族集居区，新疆承载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文化精要和精神信仰。最早以游牧生活为主的穆斯林民族，他们世世代代依水而居，他们将剽悍视为生存的保证，在其深层文化心态上，呈现一种勇敢和冒险精神。穆斯林民族正直、坦率、诚实、守信。对于伊斯兰文化血缘基因中原始野性文化人格的浓墨重彩的塑造，红柯是通过《西去的骑手》来完成的。在作品中，主人公马仲英被赋予了伊斯兰传奇人物的英勇事迹和精神气度。伊斯兰历史上有一位贾拉鲁丁亲王，曾多次领兵与成吉思汗交战，因不愿受降而身披重甲投身于滔滔印度河。马仲英面临着左宗棠重兵围堵时，也重演了贾拉鲁丁投身于河那豪气冲天的一幕。面对死亡，他勇敢地投向黄河，保有了独立的人格。他身为军阀却正直自律。他战斗中的胜负取自智慧胆识和英勇奋战。马仲英身上蓬勃的英雄气概和对人的能力的强烈自信与伊斯兰的传奇英雄和圣贤先知在精神气质上有着鲜明的契合。红柯让读者在中原文化之外领略了伊斯兰文化的野性剽悍在人物身上的灌注和流淌，作者的创作主意不在于战争成败胜负之间，而在于展现真正的小说精神，即剽悍和野性。 　　诚所谓西域十年不寻常，“文化转型”意欲狂――去新疆前，红柯崇尚阴柔之诗；去新疆后，红柯吞吐阳刚之气。红柯在文化互补互动的意义上，通过他的小说竭力渲染这种充满蓬勃张力的精神文化，因为他觉得这恰是汉族文化需要向少数民族文化学习的地方。而这种竭力的渲染和张扬也已进入了浪漫和梦幻之境，所以在红柯的小说世界中，读者很容易体会到对人之异化的精神抗争。一定意义上，红柯新疆题材的文学创作增补了民间文学的某种空白，更强调了文化对于文学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