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与现代书院.docVIP

PAGE  PAGE 4 新儒家与现代书院 　　中国书院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代孔墨的讲塾，就是一种区别于“官学”的“私学”。但真正把讲塾推进到书院，还是秦汉以后的事情。两汉后以至隋唐，官学以外，名师大儒都聚徒讲学，传授结业。宋代学者在寺院教育的启发下，将唐代藏书、校书乃至研究学术的书院改造成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对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书院在宋代最为繁盛，此时的书院多为理学家讲学场所，故不尊重知识讲授，更讲求“合礼”、“合理”生活习惯的培养。对后世书院教育影响甚大的朱熹所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不只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更强调“穷理”之外的“笃行之事”：修身、处事、接物。求学最终必须落实为做人，博学穷理自然归结为据敬笃行。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有如下诠释：“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20世纪初，取法西方兴办学校是大势所趋，新式的学堂已取代了书院教育，以书院教育为代表的私学传统日趋没落，但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道风并未绝迹，它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得到了复兴。现代新儒家是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呼声中走出的一群坚定守护中华文化传统和儒学道德理性的文人学者。他们尝试儒学的现代转换，走“返本开新”之路。他们有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的新孔学，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张君劢的新玄学，以及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的文化哲学。新儒家着力于探索迷茫已久的文化生命的源头活水和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流派。 　　早在1921年，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梁漱溟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评判东西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给孔子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因此，梁漱溟抉发孔子的生命哲学和道德境界，呼吁再创宋明讲学之风，走返儒家之路，预言世界文化会走上中国之路、孔子之路。 　　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创立勉仁书院，为诸生讲《中国文化要义》。由于奔波于社会活动，他无暇顾及书院，故请熊十力来加盟。熊十力便长期住下来传道授业，并在书院继续改写《新唯识论》。书院的学生们对熊十力都执弟子之礼，但在书院的具体事情上，却都电函向梁漱溟请示。 　　1939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书院起名“复性”，意在涤除习心、复原本性的意思。马一浮办学的宗旨是“讲明学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同之才”。书院除六经之外，还兼明四学：玄学、义学、禅学、理学。他邀请熊十力来讲学。熊十力在《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讲辞中，首先抨击了现行教育体制重科技而“轻视文哲”的弊端，并且阐明了自己对书院的看法，即书院造就的不是“德性”之士，而是“德行”之士，即有真儒德性的、投入社会改造的骨干之士。 　　1940年，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他在《民族文化书院缘起》中提出书院根本宗旨为“德智交修诚明并进”。即培植、奖进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之人才。与建设新文化相应，他对书院也有新的设想：“今日而言书院制之复兴，非有一种新白鹿洞之规制不可矣”。在这番表白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君劢内在的激情。他把自己创办的书院与古代有名的白鹿洞书院相提并论，大概不仅是希望在体式上与之相仿，更希望在精神趋向上继承其神髓。 　　新儒家创办三大书院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一批现代儒学的追随者，开展复兴儒学运动。这是他们对宋儒自由讲学精神的实践。他们青睐书院教学这种教育形式，目的是继承中国私学传统，借助民间力量办学，“为往圣继绝学”。新儒家对书院精神的继承侧重于造成精神自由的民族文化。在大学外另立书院的原因，是书院制与近千年中国学术具有不可分离之关系，他们在现代复兴书院就是要弘扬学统，提倡个人道德修养，以弥补现代中国所采取的西方教育体制的不足。故新儒家努力尝试之，实践之。1948年，熊十力的弟子、现代新儒家阵营的程兆熊，接纳牟宗三的建议，在江西铅山鹅湖办鹅湖书院。唐君毅也曾由无锡南下赴鹅湖讲学。牟宗三在《鹅湖书院缘起》中，明确认定孔孟荀董为儒家第一期，程朱陆王为第二期，现代熊十力等构成第三期。在日渐汹涌的西化狂潮中，新儒家怀着推进儒学运动的古道热肠奋斗不懈。 　　新儒家流落到港台后，虽然花果飘零，但他们执着于???国文化的“灵根再植”。钱穆与唐君毅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仿效宋明书院制，旁采西方大学导师制，上溯宋明儒家自由讲学精神，教导年轻一代回归孔孟之道。在沟通中西文化中，追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故新亚书院一度成为海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堡垒，弘扬儒学的大本营。 　　由于现代教育体制的盛极一时，加上动乱年代的颠沛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