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汉学思想的特点及评价.docVIP

PAGE  PAGE 6 江藩汉学思想的特点及评价 　　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江苏甘泉(今江苏扬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自幼长于苏州，先后师从惠栋的两位弟子――余古农、江艮庭，“博问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群经，折衷两汉”，16岁即习作《尔雅正字》，后又承惠栋遗志，撰《周易述补》。清嘉庆年间，他发愿总结――代学术史，相继完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并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及《国朝宋学渊源录》，这三本书均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另有《隶经文》、《炳烛室杂文》等文集。 　　江藩的汉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汉学来标签乾嘉考据之学 　　在江藩看来，所谓汉学就是“惟汉是信”的意思，当然，这个“汉”是专指两汉的经学。在他的学术观点中，汉以后的经学，“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于是，江藩坚信师说，其治学范围不断地外延和拓展，其治学风格的基本内核很少发生变化，这就是钱宾四所说的“守古训，尊师法，守家法，而汉学之壁垒遂定”。至此，乾嘉学术就与汉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汉学成了乾嘉学术的标签。 　　 　　(二)推崇汉学，否定理学 　　清代汉学是在同宋学的对立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般汉学家在推崇汉学，尊奉汉代经说的同时，都对理学持否定态度，特别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江藩也不例外。江藩崇尚经学，推崇汉儒，认为中国儒家学术发展到汉代，“专门之学兴，命氏之儒起，六经五典，各信师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开横舍，延学徒，诵先王之书，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风焉。爰及东京，硕学大师贾、服之外，咸推高密郑君，生炎汉之季，守孔子之学，训义优洽，博综群经，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因此，要寻求圣人微言大义，就必须从汉儒的经说诂训人手。他批评宋明理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 　　 　　(三)强烈的政治取向 　　江藩思想的这个特点，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说明。 　　1．江氏著《汉学师承记》，其主要目的名为“备国史采择”，看似为学术而学术，实则包含了太多的对于仕途生涯的向往。在该书的首卷，江氏大费笔墨，先对清代前五任皇帝极尽奉承谄媚之能事，随后又谈到“经明行修之士，命偶时来，得策名廊庙；若数乖运舛，纵学穷书圃，思极人文，未有不委弃草泽，终老邱园者也”。由此可知，江藩对书里记录的有学问而身处社会底层的汉学家，并非赞美他们自甘淡泊，为学术而献身，而是惋惜他们命运多舛，虽满腹经纶，但却通仕无径，也间接抒发了江氏本人出身寒微一生未曾仕宦的怀才不遇之情。 　　2．对于顾炎武和黄宗羲的矛盾态度也能表现出他的思想特点。如前所述，《国朝汉学师承记》将阎若璩、胡渭列于第一卷，而将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黄宗羲、顾炎武列于末卷。与此同时，在《汉学师承记》之附录《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江藩对入选诸书，定了取舍标准四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按照如此苛刻的评选标准，清代中前期人选的经师仅三十二人，“经义”诸书也仅九十四种。而其中，顾亭林一人就有八种书籍人选。这确实是个奇怪现象，一方面，江藩以顾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对其大加抨击，但另一方面对其学术著作却又相当推崇，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当然，若从纯粹的学术角度考虑，乾嘉汉学注重书本而脱离现实，专注学术而脱离政治，强调博证而流于繁琐，这与清初顾、黄等人提倡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确实是差之千里。正如侯外庐所言：18世纪的专门汉学，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事实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溯于顾黄诸人。江藩《汉学师承记》，首卷由阎若璩、胡渭讲起，而将黄宗羲、顾炎武列之于附录，这是深合于历史真实的编辑。而江藩也说：“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这就从纯粹的学术立场解释自己将二人排在最末的原因。其后的很多学者也从其说，认为这是江氏学术门户森严的具体表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试从江藩本人的社会阅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来捕捉他的真实意图。 　　众所周知，清初学者在王朝倾覆的痛苦感情刺激下，对于由外族统治的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持有异议，因此一般都不大接受清朝政府博学鸿词的“诱劝”，以“上太平策”为戒，对政府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保持了个性发展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