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症候群_青岛著名心理学家(秦启竞).docVIP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秦启竞（青岛著名心理学家）原创 那些在绑架、劫持人质或者相关事件中的受害者，逐渐变得认同和同情那些劫持他们的人，这种情况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1973年，发生了一起瑞典银行围捕案。在该案中，有两个男人占据了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并且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他们在一间3米x 14米保险库里待了五天半。劫持者和人质被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时间长达131个小时。后来，有关部门惊讶地发现，这些人质明确拒绝官方解决此次劫案的各种努力，而且这些人质还替劫匪的行为辩解。 后来，其中一名女人质甚至解除了本来的婚约，还和原先绑过她的劫匪谈起了恋爱;在该劫匪坐牢期间，她一直他和保持着恋爱关系。另外四名人质也全都拒绝指证劫犯，甚至还为他们筹款请律师辩护。 迷惑不解的心理学家们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将这种行为归纳为一种“防御机制”，即通过这种方式，人质们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的时候，他们缓解了恐惧感，另外他们对攻击者表积极的感受，并且认同后者的所作所为，也减缓了人质们因为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沉重压力。按精神分析理论的说法，人质们认同攻击者的行为，就是一种保护机制——人类通过这种机制，将外界敌对力量进行心理内化。由于外界敌对力量令人非常焦虑，简直不堪忍受，人质们内化将这种力量后，可以缓解焦虑。举例来说，深陷“俄狄浦斯情结”泥淖的男孩们，他们苦苦挣扎，于是他们将具有威胁力量的父亲形象内化成了“超我”，接着，男孩就开始认同父亲的价值观了。再回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问题上，对人质们来说，当他们和劫匪站在同一边的时候，可能会感到重新获得了一些掌控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心中又怕又气，虽然充满憎恨，却又无能为力，就产生了紧张感，于是在他们认同劫匪的做法的同时，也能缓解这种紧张感。 研究表明，一直以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过分地夸大、因为这类内容实在适合媒体嚼舌根，也是一种被民间乐意接受的说法，而实际上，这种情况极为少见，通过调查，92%的人质没有表现出该病症的迹象。要引发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需要很多先决条件:人质们必须害怕被撕票，而且他们得坚信自己能活命要归功于绑架者的仁慈，并且以由此产生了感恩的心情; 另外，人质和绑架者必须长时间地近距离接触，并且与外界隔绝;最重要的一点是，绑架者必须和颜悦色地对待人质，而且不能进行肉体上或者心理上的虐待和摧残。 说到最后一点，不得不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另外一个病例，这个例子有很明显的特征，也是该病症最有名的一个病例。1974年，一个左翼的城市游击队组织“共生解放军” (简称SLA)绑架了一名报社的女继承人，也就是十九岁的自蒂·赫斯特。几个月后，有明显迹象表明，她化名“塔尼亚”， 加入了该圣战组织，成了该组织的一员，并参与了一次银行劫案。后来，她声称遭到了SLA成员的性虐待和拷打，随后，这个案子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一个经典病例，并广为人知。有时候，这个术语适用于那些遭到家人虐待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会出现类以的行为，比如拒绝与司法部门配合，为加害者提出保释请求，要不然就是受害人饱受虐待后，但依然对加害者忠心耿耿。 最近的“台湾劫持案6名囚犯死前互相拥抱 与人质握手”的报道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台湾高雄大寮监狱服刑人员挟持典狱长陈世志等人事件12日凌晨落幕，6名服刑人员于12日5时许饮弹自尽，被挟持的两名人质平安脱身。经历14小时惊魂的陈世志获释后稍作休息，12日晚间重新出现在狱所，他对最后的结果表示遗憾。 典狱长遗憾最后见血 陈世志说，谈判的最大目的就是希望不要见血，但很遗憾最后结果还是见到血，“所以说我认为我处置这个是不成功的，如果成功应该是能够不见到血是最好。” 陈世志表示，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劝阻6个人在他面前举枪自尽。他说，他们6个人互相拥抱，还跟他握了手，但没有对他说什么。“我在管理员检查站休息室，跟他们的距离差不多5米。” 谈及如何靠冷静化解自身危机，陈世志说：“就是闲聊，慢慢建立伙伴关系，同理心（换位思考）的立场去看，慢慢地他信任你。事实上，那两瓶酒进去以后，他们就跟我讲不会动我。但他们的话有时候能不能相信不晓得，情绪激愤以后，搞不好讲的话都不算话。” 虽然化解了危机，但陈世志坦承在狱政管理上的确存在过失。“为什么剪刀会跑进去，这是重点，今天我也特别去看，那把剪布的大剪刀蛮大的，如果真拿起来一戳，我看很多人都会头破血流。” 有人曾想弃械投降 6人的最后一程被制高点狙击手透过瞄准放大镜清楚目击。先是4名囚犯在监狱围墙旁一块空地上，面对面围成小圆，告别后同时朝太阳穴开枪。郑立德发现有人没有一枪毙命，还走上前补上数枪。之后，他目送另一人走过去加入4人，最后才结束了生命，躺在头对头排成梅花状的5名同伙旁。 承办该案的高雄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陈俊秀表示，6个人中黄子晏是不把自杀当做唯一选项的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