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牟宗三“中国哲学”观论略.docVIP

　　20世纪下半叶牟宗三“中国哲学”观论略 20世纪下半叶牟宗三中国哲学观论略 　　20世纪上半叶，牟宗三主要从事逻辑学及康德哲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起，其开始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与融合，并本着内圣开出外王的学术理路，试图疏通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大动脉，重建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1963年，《才性与玄理》一书出版，旨在体察魏晋时期的才性玄理之学，这是牟宗三第一部疏通中国哲学与文化大动脉的书；1966年，《心性与体性》第一册出版，旨在于疏通宋明儒学；1969年～1973年，《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以及《现象与物自身》两本著作相继出版，这两部著作中，牟宗三引入并借助于康德的知识论，确立了其内圣外王的哲学模式。牟宗三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大动脉的疏通，是通过中西方哲本文由.L.收集整理学的比较与融合，并由此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来进行的，这一时期其中国哲学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界定 　　牟宗三从不同角度对哲学进行了界定。从哲学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关系而言，哲学是对人类活动及其理智观念的反省及其所形成的系统，或者说是实践的智慧论，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①，这种观念的说明，理智的活动所展开的系统，我们也叫是哲学②；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而言，哲学是文化的中心，指导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哲学从关连著文化来讲，哲学就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或智慧③，文化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当该是哲学。哲学可以做庞大的文化这一个综合体的中心领导观念④；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牟宗三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之古意为最高善论，也即所谓教。在古希腊哲学中，哲学的原意是爱智慧，爱智慧就是向往最高善，衷心对之感兴趣，热爱之、渴望之，追求之。因此，哲学是不能离开最高善的，亦可名之曰最高善论⑤。 　　对中国哲学的界定是与一直以来被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问题上，牟宗三从哲学一词的起源、传入入手，具体而全面的分析了中国哲学。他讲到：说中国没有希腊传统的哲学，没有某种内容形态的哲学，是可以的。说中国没有哲学，便是荒唐了⑥。从牟宗三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客观而理性的态度，以及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深厚情感。牟宗三没有像西化主义者那样对西方文化一味尊崇，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所有，而是采取了更为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他承认以往的中国文化中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政治，但如果要说中国没有宗教与哲学，就是霸道与无知。他从自己对哲学的界定中，认为中国是有哲学的，只不过由于中西方民族、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而已。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的讲法。他还认为在今日东西方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平等，以此来调整、充实、滋润各自的文化生命。 　　中国哲学的范围与特质 　　在对中国哲学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牟宗三指出了中国哲学的范围与特质。他讲到，中国哲学包括很广。大体说来，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⑦。在讲中国哲学的特质之前，牟宗三讲到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他指出凡是哲学的真理都是普遍的（universal）；哲学里面建立一个概念、一个原则，通常都是有普遍性的⑧，关于哲学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国代表一个文化系统，西方代表一个文化系统，印度也代表一个文化系统⑨，如果了解了文化的特殊性，就能了解哲学的特殊性⑩，一定要普遍性、特殊性两面都讲，不能只讲一面。 　　在此基础上，牟宗三分析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他指出：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家思想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性的规定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它是以性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 这个生命属于道德理性的观念，是属于实践的问题，实践的方式初期主要是在政治上表现善的理想圣王重理想的实践，实践的过程即为政治的活动所以政治的成功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作起中国的圣人，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到政治理想的实践。 　　综上所述，在牟宗三看来，中国哲学以生命和德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为研究重点，以道德实践为研究方法。换言之，中国哲学即是通过道德实践，围绕人这一主体性的生命而展开的智慧、学问与修行的一种生命学问。 　　中国哲学的价值及缺憾 　　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即在于其人文主义，并指出人文主义要得到发展必须接续儒家的道德实践主体理论。西方哲学有知识论、本体论、宇宙论以及很好的逻辑思辨与架构，但是无完备的人生哲学。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特征的独立哲学，也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它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它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因此，讲中国哲学首先必须注重其生命哲学的特质以及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对于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