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中国戏曲的古今之变.docVIP

PAGE  PAGE 5 漫话中国戏曲的古今之变 　　中国戏曲形成的时间虽然较之小说要晚很多，但它同样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学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作品数量众多，并出现了像《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样的名篇佳作，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不亚于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群众基础的一种艺术样式，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内容及形式也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尽管戏曲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唐代乃至更早的汉代，但其真正发展成熟却是在宋元时期。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这一时期的戏曲分杂剧和南戏两大类。两类戏曲的差别体现在剧本、曲律、角色、演唱、乐器、风格等诸多方面，各自独立发展，同时又相互融合，彼此借鉴。其中杂剧主要流传于北方广大地区，经过众多文人及民间艺人的参与和提升，至元代达到鼎盛，作品数量众多，演出频繁，并出现了像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这样的优秀作家和《宾娥冤》、《西厢记》这样的佳作。南戏则主要流传于福建、浙江等南方地区，具有浓厚的民间气息，主要代表作品为《荆钗记》、《拜月亭》、《白兔记》、《杀狗记》等。到元末高则诚创作《琵琶记》之后，逐渐有较多的文人参与进来。 　　到明代，经过以魏良辅为代表的文人的不断改良和打磨，南戏的体制逐渐成熟和完善，完成了向传奇的转变(有关南戏与传奇的区分，学界还有不同意见，相关情况参见吴新雷《论皖南戏与明清传奇的界说》，俞为民《南戏流变考述――兼谈南戏与传奇的界限》)，传奇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戏曲样式，昆腔也从其他声腔中脱颖而出，从地方性的小调演变成海内流行的声腔。以《牡丹亭》的出现为标志，中国戏曲出现了第二个高峰。传奇在体制、音律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十分精细，如何处理戏曲中文学和音律的关系，作家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著名的汤、沈之争正是围绕这一话题进行的。在剧本创作上则有本色派和骈俪派的分野。与元代相比，杂剧在明代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逐渐退出演出舞台，其创作则朝着纯案头的方向演进，成为一种书面文体，并呈现出雅化、文人化的趋势，与传奇繁盛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在体制方面，明代杂剧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比如出现了单折杂剧、南曲杂剧等。 　　清初的戏曲承明代之馀绪，继续发展，出现《长生殿》、《桃花扇》两部经典之作。到清代中叶，受时代文化诸因素的影响，戏曲的演进出现一些新的重要变化。随着民间花部的兴起，以昆曲为代表的雅部戏曲受到较大冲击，出现了花、雅竞争的新格局。与此同时，传奇、杂剧的创作已不复明代的盛况，逐渐成为少数文人抒情言志的载体，向着案头化和文人化的方向发展。 　　伴随着剧本创作的衰微，舞台上演出的多为旧剧，演出形式则以折子戏为主，全本戏的演出大为减少，对新剧本的需求减少，因袭大于创新。折子戏的出现是中国戏曲演出史上的一大变化，它使人们对戏曲的关注从题材内容转到音乐与演艺方面；剧本的功能被大大弱化，从此戏曲丧失了其作为文学样式的一些传统，比如其思想性和文学性都大为弱化。 　　折子戏的演出建立在人们对全本戏较为了解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剧本不过是戏曲欣赏的文学乃至文化背景而已，其重要性也大为降低。而折子戏被单独抽出之后，经过历代艺人的不断打磨和加工，在舞台表演上往往有其独到之处，逐渐获得了独立性，可以脱离全本而存在。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概括的：“这个现象，从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结合来看，是明显的退步；从昆剧剧艺的发展来看，则是很大的进步。”(陆萼庭《昆曲演出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128页)这是中国戏曲史的一个重要转变，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戏曲演出仍大体保持着这种局面。 　　到维新变法时期，受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及西方文艺思想的冲击，中国戏曲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戏曲观念的转变。此前，戏曲虽然是一种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全民艺术，但社会文化地位较低，远不能与诗文相比，不仅演员受人歧视，演剧也受到很多限制。到这一时期，一些先驱者如梁启超、柳亚子等人从开启民智、宣传改良或革命的角度对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给予高度重视，他们提出戏剧改良的口号，赋予戏曲以重要使命。如三爱所言：“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三爱《论戏曲》，1905年《新小说》2卷2期)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戏曲的社会文化地位。一是内容及形式的转变。随着戏曲社会文化地位的提高，不少文人参与进来，由于对传统戏曲的思想内容及表现形式不够满意，遂对戏曲的内容及形式进行改革。一些人开始用话剧的形式来改造戏曲，比如演出时装剧，在演出中穿插演讲，等等，这一思路对20世纪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自然其得失也很值得深思。 　　与此同时，雅部戏曲的创作也出现了复苏的气象。一些文人如吴梅等致力于曲学的复兴，在整理、研究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