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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给包产到户“上户口”的农村改革之父(下篇).doc
杜润生:给包产到户“上户口”的农村改革之父(下篇)
他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参加过学联,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这位中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就是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杜润生
(1913- ),山西省太古县人,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的背后
1981年6月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出了正确结论,并完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班子的组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主持工作后,针对国际国内形势,迅速着手进行农村改革。
7月18日,杜润生向万里汇报村工作时,万里对杜润生说,中央75号文件中的有些内容给极左的人和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比如说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农业改革在一些地区要突破人为障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万里提出,要考虑制订新的文件。
7月31日,胡耀邦阅批了一期《国内动态清样》,并对万里说: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
这年,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调查中许多农民的淳朴话语给杜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石家庄一先进大队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一直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
8月4日,胡耀邦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并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胡耀邦指出:我国农业从1978年以来的好转,主要得力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加快农业发展的25条政策,要继续放宽政策。最后要求文件能于11月上旬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9月上旬,国务院领导布置国家农委召开安徽、浙江、黑龙江、贵州等省农口负责人和滁县、嘉兴等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文件起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滁县和农业部的同志发生激烈争论。当时,全国各地包产到户的队已占32%,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下一步该怎么办?一种主张是维持中央75号文件的框子,不再扩展;一种则主张只要农民愿意,就不要限制其发展。这一争论,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是包产到户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10月4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都到会参加。期间,中央书记处在10月12日还专门接见了会议代表,一起讨论了文件草稿。文件草稿肯定了杜润生倡导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在讨论中,胡耀邦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时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与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没有变,只是包给农民,而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最后,文件草稿由各省带回去,经过省里讨论,并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
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意见稿,并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获得通过后,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赵紫阳两人,建议将这个文件安排在1982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1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和全国重视。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签发了这个文件。
于是,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样,中发[1982]1号文件便诞生了,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20多年的争论。据杜润生回忆,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起初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次,在甘肃召集农业农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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