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南文与玉溪诗——论李商隐四六文对其诗歌的影响.docVIP

　　樊南文与玉溪诗——论李商隐四六文对其诗歌的影响 【 内容 提要】 四六文与诗赋的关系、樊南文与玉溪诗的关系，一些学者曾加以注意，但未作深入 研究 。本文从对偶、用典、虚字、句法以及绮丽委婉、富于象征暗示、富于情韵等方面，论析二者间的深刻联系，认为唐诗吸纳其它文体之长，不断出现大的 发展 变化。李白、杜甫代表初盛唐诗歌，对自汉魏至六朝以来赋体成分予以融化吸收，韩愈代表中唐，把散文成分带入诗歌，促成中唐诗坛新变，李商隐则代表晚唐，以骈文入诗，开辟了又一片新天地。 【关键词】 李商隐 四六文 诗歌 李商隐是唐代诗坛大家，同时又是唐代成就最高的骈体（四六）文作者。四六文整齐华美，讲究对仗、声韵、词藻、用典，与诗歌特别是近体诗有不少相近之处。其间关系，在诗与四六文都很繁盛的当代，人们未必注意。后世读者可能有所注意，但这一 问题 有些不是单凭实证可以辨识，而是同时涉及体貌风神和审美特征等一些较虚的方面，因而不大容易深入认识和把握。李商隐一生写了大量四六文，而且多半是官场 应用 文字，对诗人来讲，究竟是徒然虚耗了时间精力，还是这种写作无论如何已经跟他写诗产生了密切联系，乃至深刻 影响 了他的诗风?对此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把握他的作品，增进对文与诗这两种文体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且亦有助于透视一代文学在文体上呈现多元状态，而内中又有所沟通、互为促进的复杂现象。本文即打算就李商隐写四六文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探讨，旨在从一个侧面揭示诗人能于唐诗中“自辟一境”的原因所在，并为有关文体学和文学史研究提供 参考 。 一 前代学者对李商隐文与诗关系的揭示 已故前辈学者周振甫先生在《李商隐选集前言》中曾对钱钟书先生提出“商隐以骈文为诗”作过介绍。他引用钱先生一封信里的话说: 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犹昌黎文与韩诗也。杨文公（亿）之昆体与其骈文，此物此志。末派扯晦昧，义山不任其咎，亦如乾隆“之乎者也”作诗，昌黎不任其咎。所谓“学我者病”，未可效东坡之论荀卿李斯也。 因为是书信，钱先生不大可能详引前人的话。钱先生极其熟悉古代典籍，他所说的“商隐以骈文为诗”、“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应当不仅是凭他自身敏锐的 艺术 感受力，且亦有前人对他的启发。宋代王铚《四六话序》云: 世之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故诗赋盛则刀笔盛，而其衰亦然。 王铚强调的是诗赋对四六的影响，称四六为诗赋苗裔，前提当然是诗与四六消息相通。至清代，贺裳则云:“温、李俱善作骈语，故诗亦绮丽。” （《载酒园诗话·又编》） 指出温庭筠、李商隐因擅长骈文，而诗写得绮丽，是从与王铚相反的方向看到四六文对诗的影响。其后，方东树说: 义山《韩碑》，前辈谓足匹韩，愚谓此诗虽句法雄杰，而气窒势平。所以然者，韩深于古文，义山仅以骈俪体作用之，但加精炼琢造，句法老成已耳。 （《昭昧詹言》卷一） 方氏以《韩碑》诗为例，比较韩诗与李诗的差异，指出《韩碑》气势比较平，而精炼琢造，句法老成。认为所以如此，是由于韩以古文作用于诗，而商隐以骈俪体作用于诗。方东树是承认文对诗有影响，而且认为古文与骈文影响于诗的效果不同。 清人特别强调商隐诗受骈文影响的是何焯。何焯 时代 尚在方东树之前。《义门读书记》论商隐《镜槛》诗时云: 陈无己谓昌黎以文为诗，妄也。吾独谓义山是以文为诗者。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 韩愈以文为诗，自从陈师道指出后，为许多学者认可。何焯居然斥之为“妄”。而在否定韩愈以文为诗的同时，又强调商隐“以文为诗”，他的看法就更引人注目。他就李商隐用事，得徐陵、庾信门法作出论断 ① 。因徐、庾是骈文大家，所谓商隐“以文为诗”之文，则非散文，而是骈文。 钱钟书先生之论与何焯前后呼应，当然并非雷同。钱先生是承认韩愈以文为诗的，不同于何焯。而在商隐文和诗关系上与何焯认识一致。他明确将“文”界定为“骈文”或“四六”文，在表达上较何焯更为明晰准确。 以上征引，可见李商隐之骈文与诗互通消息前代学者已有发现。周振甫先生的《李商隐选集前言》在介绍钱先生“商隐以文为诗”之论后，曾有所说明，可惜只是就骈文与商隐诗歌在文采、音韵、典故方面举例作一些类比，未作深入论述。又，董乃斌先生专著《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第六章“非诗之诗”中指出“以骈文手法入诗乃是玉溪生诗的一大特色”，并在引了见于上文的宋人王铚的一段话后说:“具体到李商隐，却似乎应反言之:其所作诗歌，尤其是五七言律绝，皆为其四六之苗裔，或深受其影响者，故欲深知其诗，非研究其四六则莫办也。”强调欲深知李商隐诗，必须研究其四六，无疑是指踪发迹之论，但也是点到即止，有关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 “好对切事” 商隐《樊南甲集序》有云: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 敕 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