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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的移植：来自制度生物学的启示 　　一 　　如果我们承认制度具有确定性，即制度的内构元素处于一种变化中的稳定，这就为我们认识制度的变异有限性，从而设计制度变迁提供了常识。 　　在制度的生态园区内，不同的制度物种，以不同的形态生存；同一基因的制度物种，在不同生存环境，也表现出不同的生长状况。我们发现，一些制度物种永远消失了；一些制度物种正在消失；一些制度物种正处于良好状态。 　　制度生物学家进行工作，与研究自然物种的生物学家一样，使用观察、比对等工作方法。在制度生物学家的眼中，科系和种属，即物种谱系确认，是个重要问题。在科学精神要求下，对特定物种的偏好，被对物种特性的鉴别取代；绝对优势的物种观，被比较优势的物种观取代。物种比对，在制度生物学看来，成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制度祛魅观察，成为识别制度物种的必然要求。这样的观察态度，在现实制度下难免受到观察制约，但是对制度生物学学科而言，不得不摆脱此种制约，从而完成良性品系的选育。 　　制度物种的遗传和变异，尤其是变异问题，是一个核心研究问题：变异性的程度在多大程度摆脱遗传基因的影响？此种变异的边界在哪里？其它制度物种促进的制度环境适应性变异，是否能引发变异物种的根本性改变？从制度生物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变异研究，对优良品种的最优选育具备意义；但是对于劣势物种变异研究，仅仅会为获取制度生物学知识的旨趣，对于改变制度生态，本身没有意义。 　　制度物种遗传变异，存在一个相关问题，即制度结合问题。制度结合不是特定物种的内部变异，而是不同物种特征的组合。成功的嫁接，需要最低程度的品系排异，物种之间应具有共生可能。嫁接试验表明，优劣物种之间存在排异，优质品系适应与优质同类嫁接，劣质物种适应劣质物种进行嫁接组合。进化理论，充分地对此种选择趋势作出了解释。绝对君主制与酷刑法制的结合、法西斯主义政制与“法治国”结合，民主政制与法治结合，平等选举制度和现代政党制度的结合，都在充分地表现物种的同类结合趋势。 　　违背这种选择的自然律，进行制度物种搭配，一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也无法对嫁接效果作出成活预期。 　　在制度生物学学科看来，劣质制度物种的嫁接，表现为与劣质品系的结合；即使出于改善劣质品系的急迫需要，进行人为的对优种的嫁接努力，也并不能无限延长劣质物种存活期。这是因为此种行为，既不能吸纳其它物种的主要优势，又导致本物种基因完整性的破坏，因此出现谱系混乱，必然引起基因传导的误读。 　　制度物种的选择性，优劣品系表现出的自然适应趋势，不仅在制度生物学方面的解释效力，优劣因素的同类组合特性，同样表现在经济资源组合、人际关系组合等等方面，是复杂元素世界体现出的趋势特征。这虽然不是物种之间的绝对趋势，但是物种之间的明显趋势，是进化需求的现实化表现。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也正是对物种结合趋势的洞察。 　　根据进化理论，优育制度物种，必然舍弃劣质物种，否定它们在制度物种选育中的标本意义。这也反映出制度生态有别于自然生态的特征，即对制度物种存在高淘汰和淘汰彻底性。比如奴隶制度、同态复仇、肉刑等等，基本上几经灭绝。制度生物学总是发现，对于濒危的制度物种，制度生态不仅不应保护，反而应通过淘汰措施，灭失此类物种的存活条件。这是为什么？因为，制度生物学发现，制度物种更替存在一种有别与自然物种进化的主动性特征，制度内构元素中，存在着人的自由意志基因。此种基因对于制度物种自身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可能导致制度修复功能加强，也可能导致物种的衰灭。因此在作出自由的合理选择具有极大可能性的状况下，存优劣汰，是人有限的但亦是必要理性的体现。 　　自由意志基因在制度生物学视角看，是否具有积极意义？应当说，此问题存在两种对立答案。依据在于自由意志的状态。在制度生态学看来，劣质物种内构中最为强大的自由意志，也不能促进劣质物种的实质优化，对改善制度生态没有意义。失去理性比对的意志，在制度生态中，体现出消极意义。反而观之，理性的比对，会对选择合理化产生积极作用，有利于改善制度生态。 　　对于制度生物学而言，物种存在的环境是一个考虑因素。此种因素，比对于种的选择，仍然是次要的。因为，制度物种移植，通常仅仅表现为对环境因素影响下的基因变异，这种变异是有限的，不是绝对性的基因改变。因此强调制度土壤即文化对于物种的排异，往往夸大了环境因素的作用。这实质上表现出对制度物种存在的社会和制度内构中的人以及人的意志能力，作出了彻底否定。 　　制度生物学认为，物种与环境影响是相互性的。长期生长的制度物种，尤其是单一物种的长期生长，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在未清除此种影响下的仓促移置，制度物种的确面临生存挑战。 　　制度生物学发现，制度物种土壤中存在文化板结化的现象。这种环境对于物种的适应性板结，与物种之间是有关联性的，但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