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要解决谁的认识问题？.docVIP

PAGE  PAGE 5 究竟要解决谁的认识问题？ 　　不久前，读到郑保卫先生的一篇文章《首先还是认识问题――十六大后搞好新闻舆论监督的思考》（见《新闻记者》2003年第2期，以下简称“郑文”），当下有些不同看法。 　　郑文认为，当前搞好新闻舆论监督的关键依然还是要先解决认识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对新形势下开展新闻批评，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现实意义的认识问题”。应当说，这个判断是合乎实际的，笔者十分赞同。那么到底是谁的认识需要提高、亟待提高呢？ 　　郑文似乎没有明确指出需要提高认识的对象，在具体剖析这一问题时说：“……而如果还像过去一些人那样，借口什么‘影响团结’、‘伤害同志’、‘给党抹黑’、‘给政府添乱’等等，来限制和阻挠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个别自己‘屁股上有屎’、身子‘不干净’的人，甚至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压制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对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打击打复，进行政治迫害，那么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显然是不可能顺利开展和取得好效果的。”读这一段，似乎批评的不是传播媒介。 　　可是，再读下去，才看清这是虚晃一枪，要说的不是这么回事儿―――郑文紧接着列举了当前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存在的缺乏力度的三点表现：“一是批评和监督的范围偏小、偏窄，形不成规模和声势而力度不够；二是批评和监督的重点不突出，四面出击，分散力量而力度不够；三是批评和监督的内容不深入，蜻蜓点水，不痛不痒而力度不够。”由此，郑文得出了“上述问题和现象都同对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的认识有关”的结论。 　　我终于明白了郑文认为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需要提高认识的对象究竟是谁。――我的不以为然正在这里。 　　这些年来，我国传播媒介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实践，有关理论探讨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从形式上看，大家都很有积极性，而实际效果上，却又普遍不太令人满意。为什么说起来新闻舆论监督如何如何重要、愿望如何如何强烈，而操作中就畏首畏尾了呢？ 　　我以为，尽管新闻工作者的认识不到位是一个方面，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那个“原因”才是症结所在。 　　何谓舆论监督？喻国明教授认为：“所谓舆论监督，是对公共权力的使用及使用者的一种监督。”（见《解析传媒变局》第359页《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舆论监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目前我国舆论监督体制是不完善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相当的范围内监督权利或暗或明地被阻挠、被侵害，而阻挠、侵害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利者又多为地方的“实力”人物与部门。新闻舆论监督当然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和法律的制约，然而在这些刚性的法规之外，软性的、隐性的某些因素和压力，事实上不是更强大也更有力吗？ 　　本来，舆论监督是促进民主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来，舆论监督发乎良知出以公心，其目的是为了推进整个社会公平、公正和良性发展。可是，进行批评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却不仅要经受来自社会方面的压力，还要经受自我阵营里的压力……为了舆论监督而甘愿打破甚至丢掉饭碗、甘愿往后的工作生活多受掣肘乃至磨难的人毕竟少有――不能说这是敬业精神不够、没有专业主义的追求――请扪心自问：今天，有多少人的内心不常常响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声音？ 　　相对于各省、市、地、县而言，央视可谓地位特殊，如“天潢贵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在舆论监督方面也可谓声名赫赫。但是，《焦点访谈》节目有关人士就曾表示：他们的选题有20％不能播出，除了由于事实和举报的内容有出入，或者因为记者赶到事发地后事件的面貌无法查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事发地有关部门或者有关单位的阻挠，使记者无法取得证据。这位人士还举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他们有一期节目直到播出前，事发地的领导还在要求一位与他们有着朋友关系的当地人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摆平”。（参见《经济日报》2003年4月3日第11版，吕立勤文《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这还是在央视，这还是央视在对选题进行筛选过后、对县市乡镇进行舆论监督的境况，这还是公开说出来的些许内情！――窥一斑而知全豹。你说，究竟是谁在认识上存在问题呢？ 　　平心而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早在1950年4月，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1954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再次强调：“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改革开放以来，党先后在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报告中都对重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提出了要求。在新世纪举行的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为什么要如此反复、着力地推动舆论监督？除了表示高度重视之外，是不是多多少少还表明舆论监督开展得尚不尽如人意、作用发挥得尚不充分？是不是多多少少